第38章 穷则思“变” (2)

中国的穷人通常住在土坯或碎砖垒砌的屋子里，屋顶用瓦片覆盖。不过大多数的屋顶都是草秸上面敷泥灰，再铺上一层草的样式。屋顶还没有一层楼高，一个有着五六口人的贫困家庭就挤在这样的几间屋子里。地板可能就是泥地，或者铺上一些砖头，但从来不用木板铺地。窗户都是纸糊的。门可以随意开关，通风效果良好。屋子里根本没有取暖设备，因而也不会有烟囱。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假如屋子里冒烟的话，那一定是做饭烧火的缘故。一张桌子、一两张凳子，最多再加上一个衣柜，便是穷人们所有的家当。此外还有一张砖垒的土炕，在上面铺些粗苇席，就是睡觉的床了。土坑底下留有烟道。做饭的时候，烟火便可以从中通过，保存不少热量。在中国的南方，相比这里的土炕，人们用竹子或廉价的木料做床。

倘若我们问西方人，处于上述的生存环境下，是否还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或许只能得到否定的答复。因而，也就无怪乎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会滋生出极端的自私自利，人情的冷漠以及种种不负责任的人性。但实事求是地说，事实并非全部如此。正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穷人绝对比富人更加乐善好施，更加无私地帮助那些比自己还要不幸的人。我们完全能够对中国穷人们种种慷慨的表现写出一部专著来。而正是因为极端的贫困，他们才更加宽容忍让，更加乐于助人；既便自身已经陷入无边的贫困境遇，也决不会放弃照顾年老体弱者的责任。同样，我们也不可否认，从古至今，许多优秀的学者与杰出的政治家都出身于这一贫民阶层。事实上，长久以来，这些人都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正是他们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明与古老悠久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文明与历史也使得中国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活即是一幅幅丰富生动的多彩画卷，即便是在中国的那些缺衣少食的茅草陋屋中，我们同样能够感悟到某种生活的真谛。

自从国家建立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就几乎一直面临着一道难题：我们要不断探寻节约劳力之法，发明提高效率的机械。近年来，我们试图制造一种机器，使得一人抵得上十人的劳力。基本上，这些努力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环境能使人变得更聪明。在发明与制造高效率的机械方面，美国已是世界的领跑者。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早在人们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面对大量过剩的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分配再分配，使所有劳动力都能够获得劳动机会，以让大多数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存。可以想见，这一问题的存在所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最勤俭的民族。从广义上说中国人缺乏独创性，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就经济学这一领域而言，中国人则是这方面的高手。

在中国，你绝对看不到所谓的浪费现象。哪怕是零星的碎布条，也会被积攒起来糊在一起，作为鞋底的原料；而零散的碎木头，也会被巧妙地粘合钉连在一起，做成大的木板或柱杆之类的东西。在北京，大半的房屋是用那些已经有好几百年历史的破砖碎瓦搭建而成的，也许这些砖瓦还将继续“服役”几百年。在这里，还有一项非常红火的生意，就是用扔掉的牡蛎壳和废罐头之类的垃圾制造的灯具。在农村，妇人和小孩会十分认真地一遍遍地清理田间地头以及路边的杂草，再把草收集起来作燃料。人们也常把玉米秆以及其他农作物的根茎从地下挖出来，敲打干净上面的泥土，晒干后同样用来作燃料。

中国人许多节约的做法，在我们眼中更像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他们的许多节省观点，都不能使我们接受。他们的劳动力太廉价了——市场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值钱的东西了。所以只要能被雇佣，能有活儿干，即使报酬再低、再不公道，他们也情愿接受。

中国贫穷的下层家庭人人都要劳作，除了那些还未学会走路的婴孩之外。大人们在下田干活的时候，总在地头铺上一张席子，把婴孩放在上面，让他静静地躺着，任其攥着小拳头，眨巴着小眼睛跟太阳玩耍。只要他不淘气，便是帮大人的忙了。采茶与采桑喂蚕的劳动都是妇女们干的活儿。通常，一人每天只有1到3分钱的报酬。在中国北部的一个省，那里的妇女专职编草帽。工钱同样很少，一人干一天也拿不到2分钱。我们头上所戴的帽子就是她们的劳动产品。

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制定救济乞丐的相关条款，但作为一项职业，乞讨也被默许是合法的。所以，倘若有50到100名病残老弱、肮脏不堪的乞丐围在一家商店或大宅前讨钱，那么还是对他们发发善心的好。因为警察对这种情况也会熟视无睹，不会把这些乞丐撵走。并且他还会说：“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就不会赖在这儿了。”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乞丐们很少会这样成群结队的乞讨，甚至两个乞丐同行的情况也少见。一般来说，每个乞丐的活动范围都是固定的。只有在遭受冷遇或虐待的时候，乞丐们才联合起来为同伴出气。

乞丐们的要求并不过分，每次只要一两文钱。可如果你马上大方地掏钱的话，可就犯了大忌了。这样一来，他就会一直缠着你。因而，有经验的人总是让他们在门外焦急地等一段时间后，才把钱拿出来；而如果你不但不给钱，还将对方羞辱一番的话，那就是自找苦吃了：第二天，你将会发现，门口聚集了三五个比昨天还要肮脏的乞丐朝你要钱。这时候，要是不舍出半个美元来，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走的；如果你还是置之不理，那么很快就会有一百多个甚至更多的乞丐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你的大门团团围住。这种情况下，要送走这些瘟神可不是一开始的一两分钱就能办到的，起码要付出100美元的代价！

在很多大城市，商人与店家每月会按时给乞丐们一定数量的补助金。具体金额通常都是双方协商好了的。协议达成之后，商人与店家就会在自家的大门上画一个奇特的符号——只有丐帮的人才能看懂。这表示有专门的“收款人”会在固定的日期上门“乞讨”，在收到这种带保护费性质的施舍之后，收款人就会为施主开一张收据。这样一来，任何乞丐都不得上门骚扰。那些未与丐帮订立这份契约的人，一般都不会拒绝上门讨钱的乞丐。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拒绝就意味着会有更大的麻烦。

和许多东方城市一样，在北京，随处可见乞丐的身影。这些人个个奇形怪状，肮脏不堪，也不知身份真假；有男有女，各年龄段的人都有。在他们看来，乞讨是一项正当的营生，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从更生下来就受到这种影响，成年后，有些人也的确做得很成功。要辨识职业乞丐与乞讨的“业余爱好者”，就像区分一匹马和骡子一样简单。而我们称为“业余爱好者”的人，指的是那些遭受不幸，被迫走上乞讨这条路的人。

北京的丐帮是一个有着固定组织的团体，帮主有两位，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两人都是组织里的人选举出来的。因而就我所知，乞丐也是整个清朝帝国唯一享有合法选举权的阶层。听说，丐帮帮主的风采，普通人是很难见到的。但我就曾有过同北京的女性丐主交谈的经历。这位老太太穿着干净体面，令人顿生肃穆之感。她的年纪大约在65到70岁之间。为了便于管理帮中的事务，丐帮把北京城按照严格的形式划分成诸多区域，每个人都各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容帮中其他人侵犯。然而，和其他行业一样，乞丐中也会有一些不受约束之徒。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能看到一类云游四方、脱离于丐帮组织之外的乞丐。这些人没有“领地”的概念，也不存在互帮互助的自觉，总是走到哪儿算到哪儿。而那些被组织划定在一定“责任田”之上的丐帮兄弟，则最讨厌这种“野”乞丐，认为他们都是一群无耻之徒。

中国的许多乞丐都对弄虚作假情有独钟，总是佯装病人或残废以博取人们的同情，以便得到更多的施舍。在北京，我就曾被一个年轻的女人长时间的困扰着。每当我出门时，这个女人就会尾随而至。手上抱着一个孩子，旁边还牵着一个。一边用令人崩溃的喊声大叫着，一边手舞足蹈地表示自己又聋又哑。而两个小孩也极其配合地哀告道：“可怜可怜，可怜可怜我们吧，给点钱吧！”我的直觉告诉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个健全的人，她既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为了证实这一点，当她某一天再次随着一大群人，追在我身后哇哇乱叫时，我猛然回头，冲着她喊出几句不大得体的话。试想她如果能听到，一定会非常生气。果然，她立刻用非常流利的中文脏话回敬我。随后，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她才意识到自己出了洋相，很快就溜走了。自从这次之后，每当我们再次相遇，她总是表现得很友好，但不再向我讨东西了。

在北京那些五花八门、凄惨可悲、令人不胜其烦的乞丐中，确曾有一个令我动了恻隐之心，并使我连续几个月都无法释怀的人，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是一个老弱的乞丐，身上披着几件破烂的单衣，每日坐在街头，冻得瑟瑟发抖。他的一双脚兀自摊在身前，早已腐烂化脓，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那景象实在令人作呕，无法言喻。然而随后的某一天，在老地方突然没看到这位老人的身影，他正飞奔在回家的路上！惊骇之余，我拼命追上他，却惊奇地发现，原来那双触目惊心的脚已经不见了。

“难道，”我和他并肩而行，问道，“您那双脚还能走路吗？”

“哦，”老人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原来的脚，我揣在怀里了；穿着回家，会把它们弄坏的。”

随后，他面无表情地把手摸进怀里，拽出一双填满棉花的袜子。粗帆布制成的袜子，填上棉花就变得鼓鼓的；在精心地涂上一些颜色后，就变成了一双惨不忍睹的肿脚了：脚趾正在溃烂，皮肉模糊得一塌糊涂。在此行之前的那些白日里，我一直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人间惨剧！

得知真相后，我当然非常气愤，于是说道：“像您这种年龄的人，还用如此卑劣的手段骗人，应当感到可耻。难道您没有工作，或是因为懒惰而不愿用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吗？”

那名“可敬”的骗子在听到我的这一问题后，回答得相当坦率，好像他所做得这一切多么值得赞扬似的：“不，我当然有工作，我是一名修鞋匠。我本来就打算不再干这种骗人的勾当。我的脚也实在太有名了，已经有点不管用了；现在得到的施舍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整日坐在地上向路人喊‘可怜可怜我吧’也不是滋味儿。因此我准备继续干修鞋的营生。”

没过几天，他请求在我们领事馆大门附近的一条街上摆设摊点，很快获得了批准。随即，他就带着修鞋的工具和一张板凳做起正经活儿，这一干就是十年。老头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份工作，并要求我们为他的丧事出点钱。其理由是：他的父亲与我们保持了长久的密切友好关系，所以我们理应出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