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两纯银即是一个货币单位，通行的辅助货币是铜钱与纸币。在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也通行墨西哥银元。但这种银元显然也是按分量计价的，而且它们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后，很大一部分被直接投入熔炉，经过重新熔炼之后，变身为银锭在市场上流通。论成色，论重量，墨西哥银元都被认为是各国中最标准的通用货币之一；而其在中国之所以会受到如此荒唐的待遇，其中有着许多方面的原因。
在辨识本国银两的成色方面，精明的中国商人大多有着异常锐利的双眼。同中国的银锭相比，墨西哥银元上没有中国商人所易于辨认的符号与纹路。尽管中国商人自己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仍然疑神疑鬼地相信，像墨西哥银元这样的外国货币，肯定是一定比例的合金物质铸成的。所以他们宁可费力气将这些“外来货”铸成自己所喜好的原始形式。如此一来，只要随便瞄上一眼，他们就能立刻判断出其真正的价值。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就只接受、认可或支付纯正的银锭。
墨西哥和西班牙的银元最初是通过中国南方沿海城市的港口流入内地的。这些流入的银元原本是想向当地的居民证明，自身所代表的货币是硬通货，却没有想到遭遇这样的命运：或迟或早都被投入熔炉重新改头换面。这一现象主要源于这些城市的一项风俗：当地的钱庄与银号总要在自己经手的银元上打上自家的名号，以此作为定额兑换的信用标志。每家都不例外。就这样，一块多家银号经手的银元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识。在无法按块计量之后，银子就以称重论价的形式再流通一段时间；随后，熔炉便是它最后的归宿。
几年前，一位著名的美国女士在广东境内游玩的时候，为了方便购物，想凭借信用卡在当地的钱庄取500元的墨西哥鹰洋。而钱庄的老板则建议她最好不要带着现钱购物。只要她向每位商人签一张自己的购物证明，就可以从钱庄的帐户上扣除这部分花销。这位夫人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仍然坚持己见。于是，钱庄老板就按照她的要求，从一个大麻袋里倒出她所需要的银元，再让她核实一下数目。而摆在这位夫人面前的这堆墨西哥银元无异于破铜烂铁——简直没有一块银元称得上是完整的，而这些只能按照实际重量计价。据说，在广东，这一堆东西已经算得上是“最完整的墨西哥银元”了。
清朝的中央政府内部，有着一部关于银子成色的通行标准。所有符合这一标准的银两都是“库玉银”。所有财务方面的事务都按照这套标准执行。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一定要达到98%。而民间的所有交易则不包括在内。此外，政府再没有制定其他法律来规范银两的实际成色与分量。所以，在成色与分量这两个异常实际的问题上，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为了预防一些人在银两的分量上做手脚，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五个不同等级的银重标准。首先是“二两银”（“two ounce” meight），这种银子98两算作一百两，比实际的重量少2%。在所有标准中，这是最轻的一种。随后是“商业银”（“Commercial ounce”）、“官银”（“official ounce”）和“库平银”（“treasury ounce”）。在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最后的一种“海关银”是分量最重的。这是近代才产生的新标准，主要用于海关方面的进出口货物税的征收与支付。这一标准比政府的“库平银”标准还要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其他城市地区所使用的银两标准与京城也有不同，而且既便在同一座城市或地区，银两的标准也未必统一的。可以说，在全国，根本没有统一银子称重的标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对正常的商业贸易必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有着某种不稳定性。流通于各个城市之间不同的银价标准，各大钱庄与银号必须掌握。这样，在进行两地之间的汇票业务或现银交易时，才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事实证明，在中国，人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受到传统的支配。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假如事先没有协议，那么一些种类的交易就会按照某种成色标准进行银两的结算。举个例子：北京的房租按照分量最轻的成色银计算；拖欠商家或店铺的费用按照市场银或“商业银”的标准支付；而其他的帐目交易则执行更重一些的银价标准来协调。而要探寻这种交易规则的起始时间和初衷，这是比登天还难办到的事情。尽管传统并没有针对个人做出不能按照成色最重的标准计银价的要求，可隐含其中的道德律例则令他望而生畏。在一段长时间的劝服与争辩后，最终，他会心平气和地放弃自己原来的选择，放低标准，进而接受传统的银价标准，目的是为了体现自己高尚的道德水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然的话，谁情愿去白费力气地干吼一阵？俗话说，“百试无害”，中国人深得其精髓。
中国政府从不会去干涉熔铸银锭的事情。私人的钱庄与银号往往精于此道。银锭一般都被铸成椭圆形，类似中国人所穿的鞋子，外国人戏称为“足银”。尽管有时候，也铸一些较小的银两，一个大约10两重，但通常每块银锭都是50两。在日常的流通中，为了方便支付，人们常常把它们切割成小块的碎银。每块银锭上都留有铸造者的标志，还有标注银两纯度的特殊符号。一般，讲求信誉的大型商号的标志都是真实可信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通过观察每种银锭的铸造方式，中国的商人便能准确地判断出银两的成色及纯度。石棉通常被用于铸造银锭的铸模。首先，在将熔化的银水倒入铸模时猛烈地摇晃一下，等到完全冷却后就倒出来。这样就是一块“足银”了。在银子的表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细小的纹路；在其各边和底部，会有类似针眼的小孔。这些纹路与小孔即是辨识银锭纯度的两个重要依据。纹路越多，孔眼越细小，银锭的等级也就越高。
在中国，无论进行什么样的买卖交易，双方首要的任务就是协商使用哪种成色标准的银两来进行结算。有一次，在中国某座城市，一位美国公民遭到暴民的袭击。最后，暴民被判向这位美国人支付几百两白银作为补偿。向该城主管部门收取补偿金的工作由我负责。我们正式签订了一项书面协议，确定用“库平银”的标准支付补偿银两。在规定的期限内，银子送抵我的住处。它们被打成整齐的包裹，上面贴着封条，并且标明其中各有五十两。
中国的一些官员从不做赔本的买卖，非常狡猾——我十分清楚这一点。为了以防万一，我找来标准斤两的秤杆，随意打开一包，拿出里面的银子认真称了一遍。我发现，这是一包成色很差的银子，最多也只能算三等，而且分量也不足，只有47两。我随即又打开了两包，结果和第一包里的银子一样。我叫来送银子的差役，吩咐他们将这些银子统统带回去给他们的主子。并且还让他们捎回口信：倘若他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按照之前的承诺用库平银支付补偿款，那么我将取消双方订立的协议，并把他的所作所为向其在北京的上司报告。我的这番话立刻取得了成效。对方的反应十分迅速，足两的纹银很快就送来了，质量甚至超出了协议中的要求。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未结束。同一天的午后，那位官员就邀我赴宴。刚进门，他就对着我一阵开怀大笑，开口说道：“今早我本想用质次的银子骗您一下的，原以为您是外国人，一定会被蒙在鼓里。可我现在才知道，您甚至比我还精通此道。”随后他又说，原本准备了两份银子：一份是按照协议的足色足重的纹银；另一份是劣质的银两，即第一次送来的那些。假使这一招能糊弄过去，便万事大吉；而一旦被识破，就立刻送去另一份，以履行职责。并在三强调这一切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中国的钱币是在铸模中完成的，而不是用机器。作为钱币使用的历史，这一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据说，有记载的第一枚铸币，大约铸造于公元前2300年，或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长、被称为“刀币”的铸币，其形状十分怪异；大约在公元前221年开始流通于世。那个时候，中国长城可能已经傲已于世了。圆形钱币铸造与使用的时间，差不多和大卫王（King David）在耶路撒冷建立政权的时间一样，其形状同当下所使用的铜钱很相似。两者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铜钱的表面都铸有凸起的汉文，标示是在哪朝的皇帝在位时铸造的。中国人称其为“国家通币”（current coin of the realm）。中国的许多文人都有收藏古币的爱好。真正的古币往往价格不菲。与它们相比，那些没有三四百年铸造历史的钱币根本算不上是古币。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钱币仍然被穿成串，当作流通的货币。假如您看到，在美洲发现的、三个多世纪之前铸造的钱币仍然在中国的日常买卖中传来传去，您大可不必感到吃惊。
中国的铜钱一般用纯铜制造，打造成圆形，直径大约在三分之四英寸左右；中间留有一便于串连的方孔。一枚铜钱大约重几千毫克，和一两标准银的价值相比，大约是白银的千分之一。不仅是北京，各省的省会都有铸铜钱的造币厂，都归户部监管，对伪造铜钱及个人私造钱币的行为严加防范。铸币厂雇佣的员工必须昼夜守在厂内。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过特殊的安全措施的检查后，方可离厂。同时政府还规定，私家仿制的铸币须达到公家铸币的实际价值，即拥有相同的成色及分量。这样一来，仿制与假冒行为根本捞不到什么好处，甚至还可能赔本。因而，这一条才是真正发挥防范作用的规定。
过去的中国政府，在调控本国货币价值方面所使用的做法，同西方的举措不谋而合，妙计连出。总之，他们十分善于创新，别出心裁。
几个世纪前，当时的中国政府就试行了一项“不兑现纸币”的政策，大量发行纸币；在早于欧洲发行首张纸币的1368年，中国的皇帝就颁布了全国一律使用与硬币等值的纸币的法令。以专制统治的手段推行这一政策，理应会取得显著的成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举措最终以失败告终。今天的人们，可以在大英博物馆里见到这样一张仅存的纸币的风采。尽管在当时，这张纸币并不起眼，然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如今它的价值早已翻了不知多少倍，价值连城。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推行的种种巧妙的金融政策，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上早就出现过了，因而都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物。尽管每一项都尝试过，却似乎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实践，最终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任何允诺都不会取信于民；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一介草民，都不能妄想将某件产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强加于人。
无论是在中国游历的外国人，还是研究中国的学者，常会遇到上面所提及的金融“试验”。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同时，对自己手中的钱感到十分疑惑。如今，通过铜钱与白银之间变幻莫测的比价，我们很容易猜到，清朝政府也一直延续着这种金融“实验”。此前我们已经说过，依照规定，一枚铜钱相当于一两标准银的千分之一的价值。在铸造铜币的过程中，倘若减少每枚铜钱的实际含铜量，那么这种做法所造成的铜币价值的流失立刻就会在市场流通中显现。现在，通常每1800枚铜钱可以兑换1两银子。不过这一比价每天都会有所波动。在大城市或商业发达的地区都设有商会。每天人们聚在这里，商讨决定当日铜钱与白银的比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