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中国皇帝突然灵机一动，下令全国的铜钱都折半价，即现在两文铜钱才抵得上以前一文铜钱的价值。绝大多数地区都听从了这位威严的天子的旨意，不过也有部分地区没有遵照这一荒唐的命令去做。而且，那些服从的地区，其服从方式更是皇帝老儿未曾料到的。按照这一法令，兑换一两银子，所付的铜钱数量应当是从前的两倍。倘若有人并不知晓内情，那么，在他游历帝国各处山川时，必会遇到一些令其感到大惑不解的事情。比如，在这边的一处村落，可以用3600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而到了另一处相隔不到12里地的村落，则需要1800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而假如他在两处地方各自卖出1两银子，就会发现，两处所得到的铜钱数是相等的。
在这个事例中，尽管一处村落执行了铜钱贬值的法令，可同时当地的物价也跟着上涨了两倍。这样一来，买卖活动一切照旧，法令并未发生任何作用；而另一处村落的人则更加经济务实，不管上面说什么，只管自己做什么。
在国库空虚、财政吃紧之时，另一位中国皇帝更是异想天开，下令铸造铁钱来代替铜钱。这当然招致朝廷上下一片反对之声。不管是以何种比价兑换，这种铁钱都不会被接受。倘若当作军饷发放，拿到铁钱的士兵马上就会全部扔掉。铸铁当钱如同儿戏。倘若您想弄几枚这样的铁币留作纪念，建议您就到北京城外去转上一转，保管要多少有多少。这些铁钱被弃于城外，没准都快变成古董了。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以铁钱代替铜钱的政策造成了一种怪异的现象，在此值得提一提。这一现象充分证明了，事实上在中国，民众的意愿高于一切法律，它比皇帝老儿的任何狗屁旨意都更具决定效力；宽容忍耐的中国人，同时又不乏反抗精神。为了对抗这项命令，一些地区的百姓采用不足额的铜钱代替实际的100文铁钱使用。我就曾经在一个集市上看到，人们把77文铜钱当一百文使用。实际上，很容易解释这种看似奇异、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行为：当铁钱发行时，这些地区坚决抵制。地方官员提出将铁钱与铜钱按相同比例使用，即100文中，铁钱与铜钱各50文。这项提议同样遭到拒绝。
随后，官员同百姓之间，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进行交涉，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被迫使用铁钱的市镇不只一个，因而解决的方案有很多种：一个市镇同意将77文铜钱当100文铁钱使用，另一个同意85文当100文，其他的又是另外的比价。种种实际数额与表面上的一百文的差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地民众反抗与屈从的不同程度。这一情况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会计工作变得极其繁琐，极其复杂。比如，当我要按照77文铜钱当100文的比价兑换时，那么，我必须将所要兑换的价格换算成规定的实际铜钱数与表面上的100文的铁钱的相应比价。因而，当一个人想买一百文铁钱的大米时，他实际可能得到的只是77文铜钱所购买的量。
据我所知，对中国通货造成重大损失的最近的一次法令是，某位皇帝要求铸造大型铜钱，并按照20比1的比例兑换，即20枚普通铜钱对1枚大型铜钱，以保证大钱进入流通领域。这一法令很快实行了。然而人们很快发现，1枚大钱的实际价值，最多只相当于4枚普通铜钱。因而这种大型铜钱并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流通。在京城，只按照其实际价值短时间流通过。
1枚铜钱的价值量很小，这在支付过程中造成了许多不便；尽管银子比较值钱，可同样不方便。在此种背景上，一些由私人钱庄或银铺（cash shops）发行的纸币，开始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及商业活动频繁的小镇流通。因为是不同地域的发行商，所以这些纸币的使用大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通常都是没有经过中央政府批准与认可的。依照持有者的意愿，无论是铜钱还是银两，都能通过纸币兑换。地方政府要求所有纸币发行人，必须具有雄厚的财力，以确保纸币的信用额度。一旦业主无力兑换而失去信用，那么将同那些无力还债的破产者一样看待，将受到严惩。基于这一点，所以很少发生纸币失效的情况。在中国，有很多重达4斤一块的银锭，相当于70块墨西哥银元的价值量；而铜钱的使用也十分不便，仅以北京为例，1美元几乎能够换到700枚铜钱，而1枚铜钱的大小差不多有半张美元那么大。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发行纸币势在必行。
图中所显示的两种纸币，其中比较大的一张大约值2美元，小的那张也差不多值40美分。纸币上的文字与图案半手工半刻印，所使用的纸张也很结实。为了防止有人造假，在纸币发行之前，发行者将每张纸币铺在作为存根的帐面上，在其与下面空白纸张的连接处打上所属钱庄或银号的标记，此外再随意画上一些线条，使纸币和空白纸上都能留有一部分。这样一来，存根上留有的作了记号的页码数就等同于纸币发行的数量了。尽管这一方式较为原始和粗糙，但对防止假币的伪造却十分有效。
1883年，北京城里发生了一起十分特殊的金融事件：两家资金雄厚的钱铺相继倒闭，引发了一阵儿不大不小的社会恐慌。由此造成的一项直接后果就是：当人们到一些信誉良好的钱庄或银号用银子兑换钱币时，业主宁可用铜钱支付，也不愿拿自己发行的纸币来兑换。甚至还情愿用高出本金15%的利息，赎回此前发行的纸币。而以前发行这些纸币的条件是，持有者在一年内不得兑换硬币。没有人能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哪怕是朝廷的户部尚书对此也摸不着头脑。两年之后，这一现象仍在持续着，人们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朝廷经过再三讨论，决定应由地方政府发布一道公文，指令各家银号钱铺，在人们要求用白银兑换钱币时，应为顾客提供纸币和铜钱两种选择，任其自选。正如同政府以前颁布的那些相关金融法令，这一次又成为了一纸空文，没人理会。可以说，也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人愿意以高于自己本票15%的价格用铜钱去回购产品。顺便提一下，专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中国。这些银号还负责全国范围的汇款业务。
按照中国皇帝的说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凡是帝国版图之内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都归皇帝一个人所有。皇帝是一国之君，是全中国的大家长，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随其喜好而为。因而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政府永远都不会，也永远都不可能背负内债——难道一个人会向自己借钱吗？国家在紧急情况下所开出的各种名目的所谓捐献都摊派到臣民身上。对待那些慷慨捐献、表现踊跃的忠臣良民，朝廷还会赐予某些光荣称号，以示皇恩浩荡。
国家所制定的人头税平均分摊到个人身上，看起来显得很轻，然而这是一种不计任何突发因素干扰的固定税收。征收的土地税，每亩25美分左右，一年收入总计超过1亿5千万美元，在国家最丰厚的一项税目收入。政府垄断经营盐业，年收入也十分可观。此外还没将那些多如牛毛的其他税目计算在内。在此我们无需作出全面地描述，就能够判定，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尽管这种税制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沉重的负担，然而每个人都是这一税目的征收对象。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的人，也无法摆脱它。无论情愿与否，每人都必须为朝廷效力。
但是，假如让我们说出中国朝廷年收入的准确数目，那是万万不能办到的。即便是朝廷内部人员，也没有可能对此给出一项相对精确的数字。毫无疑问，国家的财政收入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究竟有多大，却没人说得清楚。征税的方式与举措，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比例，收税者种种合法与不合法的留存与私吞，以及十几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都让这一问题变得越发复杂，毫无头绪。
中国还存在着许多种形式的实物税收。大米便是其中的一种。每年，都会有一些产粮大省将其出产的大部分大米进贡，作为皇粮储藏在北京。一部分也作为驻扎在京城及周边的八旗军队的军粮。大运河是一个内陆河运，主要是为了由南向北的大米运输而开凿的。尽管它不如万里长城那般有名，但其发挥的实际作用却要比后者大得多。大运河开凿于七世纪，直到十四世纪才完成，绝对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大工程。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程近700英里。开凿的时候，对一些自然水系作了充分的利用，因而，一些自然河段的长度也被算在全程之内。如今的大运河年久失修，但却仍然为南北的航运做着贡献。每年，仍可见大批运粮的船队往返其间。在地方水上航运中，大运河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和产粮大省一样，作为一项固定的税收，出产丝绸的省份每年都要向朝廷交纳生丝或丝绸制品，产茶地区则交纳茶叶；处在边境地区的蒙古则进贡马匹，主要作为清朝骑兵的坐骑，不过同样也具有别的用处。
绝大部分的税款以汇票的形式寄到北京。同样也有部分省份用散装的白银交税。其装运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方式，十分独特。有时候，我们会望见一列长长的车队风尘仆仆地缓缓驶入城门。每辆小车上都插着一面三角黄旗，这是皇家的标识；每辆车上都有一名看押财物的士兵，看起来，每辆车上都装载着粗大的“圆木”，上面都扎着一圈一圈的铁环，还贴着带签名的封条。事实上，每根“圆木”都是中空的，被分为上下两节，有几英寸深。在这一部分空间塞满每块重约50两的银锭后，就以上述的包装方式，长途跋涉，千里迢迢运抵京城，最终归于国库。
中国没有一套严整的金融制度，而现存的体制又存在着诸多严重的缺陷，内部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其政府的税收机制也是千疮百孔。巧立名目，敲诈百姓，克扣勒索，循私枉法等不法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一项税收是严格按照法定标准收取，并依据法定程序如数上缴国库的。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远远超出法定的额度。非法所得源源流入贪官污吏的钱袋，皇帝本人根本无从知晓。不仅如此，每年朝廷都会以各种实施公益事业和工程的名义，向百姓征收财物。倘若我们将任何一年以此为目的而征收的钱款与同一时期真正用于公益事业和工程的花费作一对比的话，恐怕世人将会被两者之间的巨大差额惊得说不出话来。
然而，就某种程度而言，清政府已然意识到，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他们曾不只一次表示，将要确立一项严谨完备的货币制度，以保障自身及其后世的利益不受侵害，并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循私舞弊与腐败现象进行彻底的整治。但是，对这种势在必行的金融制度改革，各省官员却众口一词，坚决反对。因为一旦实施改革，过去那种无法无天、作威作福的日子就将一去不复返，进而严重地损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针对这一问题，1877年，各国驻华代表在北京联合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将其提供给清政府，以作内部参考。各国驻华代表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写就的这份文件，内容翔实，论据充分，并且言辞严谨。经过慎重地传阅与研究之后，清廷内阁非常坦率地承认备忘录极具说服力；同时也表示愿意接受备忘录中的中肯意见，尽快实施有效的改革。然而，在给予我们的正式答复中，他们又告知：在处理涉及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重大问题时，依照惯例，他们必须先征集一下各级政府官员的意见；并表示，等到各级政府官员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都收集上来之后，同样也向起草备忘录的各国领事馆传达这方面的信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然而，内容毫无例外都对改革充满着强烈地敌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
所有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热切关注中国发展的朋友们，都急切盼望着中国能在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方面，来一番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因为他们可以肯定，无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与生活水平方面，还是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这项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最为关键的首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