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襄公）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1），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2），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3），不鼓不成列（4）。”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5）！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6），又何战为？”
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注释】
（1）济：渡河。
（2）陈：同“阵”，排列战斗队形。
（3）厄：危难。
（4）不鼓：不击鼓，表示不进攻；不成列：没有列成阵势。
（5）常言：指不切合实际的空言。
（6）奴事：当奴隶侍奉人家。
【译文】
襄公八年，齐桓公去世，宋国雄心勃勃地想继齐桓公之后，主持诸侯的盟会。于是在十二年的春天，宋襄公在宋国境内的鹿上，召开一次盟会。在此会中，襄公请求楚国出面邀请各国诸侯，亲自参加下一次的盟会，楚国答应了。公子目夷劝谏襄公说：“小国与大国争做盟主，是会招来大祸的！”襄公不听。同年秋天，各国诸侯亲临宋国盂这个地方，参加宋襄公所主持的会盟。目夷说：“我所说的大祸，恐怕就应验在这件事上吧。国君的欲望太过分了，大国怎么会看得顺眼呢？”果然，就在此次会议中，楚国扣押了宋襄公，起兵讨伐宋国。直到冬天，诸侯再度在亳开了一次会，楚国才释放宋襄公。子鱼（即公子目夷）说：“大祸还没有完呢！”襄公十三年夏天，宋伐郑国。子鱼说：“大祸就在这里了。”到了秋天，楚国伐宋，以此来解救郑国。襄公决定与楚国开战。子鱼又劝谏说：“苍天遗弃我们殷商，已经很久了。绝不可再战！”襄公仍是不听。同年冬天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宋国境内的泓水上。正当楚兵渡泓水，尚未登岸之际，目夷献计说：“敌兵众多，我们兵少，快趁他们尚未登岸之时，发动攻击！”襄公不纳。等到楚兵全部上了岸，而尚未摆成阵势的时候，目夷又说：“现在可以出击了。”襄公说：“等他们摆开阵势再说。”直到楚兵顺利地摆成阵势，宋军这才开始攻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大腿受了伤。全国人都埋怨襄公。可是襄公却说：“君子不困人于险隘之地；不攻击不成列的敌人。”子鱼驳他说：“用兵以制胜为功，怎么可以执迂腐之说，不求变通呢？若要依你所说，那就直截了当的做人家的奴仆算了，又何必跟他们交战呢？”
十四年的夏天，襄公终因在泓水一战所受的腿伤伤势过重不治而死。
【智解】
迂腐仁义终害己
地形研究曾为历代军事家所重视，迅速地判定地形的利弊，根据地形特点迅速地调整军队，是作为指挥官的基本要求之一。因为地形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非常重视地形在战争中的作用，当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
《孙子兵法·行军篇》有这样的论述：凡处置军队，判断敌情时，都要仔细周密审察这一原则：横渡江河时，应该远离湍急的水域；敌人渡水而来，不要在水内迎击，要让他们渡过一半时去攻击，想要决战的不要紧靠水边抗击敌人；沿河驻扎军队也应驻扎在高处，使前面眼界开阔，不要面对水流。这是在江河地带行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从春秋时期的实际作战经验来看，“半济而击”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战术。宋襄公也不是不知道这一战术，他只是觉得这样打仗有失“仁义”，显得不厚道。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在战争中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要去俘虏头发斑白的老兵。支撑这些理论的基础是他的“仁义”观，结果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泓水大战中，他接连错过攻击楚军的有利时机，从而导致宋军的失败，他本人也中箭受伤，不久死去，成为千古战争史上的一大笑话。从此，这个曾一度成为霸主的宋国便一蹶不振了。宋军的失败，固然有其深刻的国内原因，但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却是造成宋襄公泓水大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能讲仁义的，而且在春秋时代那样的社会形势下，也无仁义可言，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宋襄公惨败的原因是他在不该施行“仁义”的时候施行了仁义。
在中国历史上，不该施行“仁义”的时候，施行了仁义而导致身败名裂的。除了宋襄公之外并不乏其人。西楚霸王项羽就是继宋襄公之后的另外一个可怜虫。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毛泽东对项羽的一种批评，同时也是对他之所以失败的内在原因的一种揭示。毛泽东的意思是，楚霸王项羽沽名钓誉，乱施仁义，在鸿门宴上本应该把刘邦君臣赶尽杀绝，而不应该摆出一副仁德盟主的样子，听信刘邦君臣的甜言蜜语，让范增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付诸东流，所以项羽的四面楚歌自刎乌江是不值得同情的。当然持这一观点的并不仅是毛泽东一人，与项羽同时代的韩信在项羽未败之前就曾批评过项羽的“妇人之仁”。韩信说出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刘邦为给萧何一个面子，登台拜韩信为大将。拜将后，刘邦问韩信自己与项羽相比的短长。韩信就列出项羽不如刘邦的数项短处，其中就有“妇人之仁”这一条。但是，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当韩信批评项羽的时候可谓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可是一旦他自己身处局中，却又当局者迷了。
楚汉相争后期，经过吞并与反吞并的战争，基本上形成了刘邦、韩信、项羽三足鼎立的局面。韩信倒向项羽则楚胜，倒向刘邦则汉胜。这时有人向韩信进言：“天下人受秦朝统治的苦已经很久了，现在秦朝破灭，天下分立为王，士兵刚刚得到休息。可如今汉王又起兵东进，掠夺他人的土地；已经攻破了三秦，又领兵出函谷关，收集诸侯的军队向东攻打楚国，他的用意是不吞并整个天下就不罢休。他这样不知满足，也太过分了！况且汉王不值得信任：他落在项王手里好多次了，项王怜悯他使他活命；但他一脱身，就背弃盟约，重新进攻项王，这种人怎么能让人亲近和信赖呢？如今你虽然自认为跟汉王是深交，替他尽力用兵，但终究会被他擒拿的。你所以能够延迟到今天，就因为项王还存在。
当前二王的成败关键在你：你向西依附，那么汉王就会胜利；向东依附，那么项王就能成功。如果项王今天被灭亡，明天就轮到抓你了。你和项王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背叛汉国而与楚国讲和，三分天下称王呢？你现在放过这个机会，自己下决心投靠汉国来攻打楚国，作为一个有智谋的人应该这样做吗？”而韩信听后却辞谢说：“我侍奉项王，官不过是个郎中，职位不过是个持戟的卫士，进言不听，献策不用，所以背叛楚国而归顺汉国。汉王授予我上将军的印信，交给我几万人马，脱衣服给我穿，分食物给我吃，言听计从，因此我才能达到这个地步。人家这样亲近和信任我，我怎能忍心背叛他呢？”
后来齐人蒯通亦曾以相近的言语讽谏过韩信，但是，韩信对刘邦还是那样讲仁义，认为乘人家车子的要承担人家的祸患，穿人家衣服的要分担人家的忧虑，吃人家食物的要为人家的事业而死。
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远的只是利益的格言。面对着政治冲突中的利益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此说来，哪一个是你的朋友？没有朋友，只有敌人！而对敌人是不能讲“妇人之仁”的，这一点韩信非常清楚，但他清楚的只是别人，而自己身处局中则当局者迷了。于是讲起了“妇人之仁”，落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自然是预想之中的事了。
这就是历史，血淋淋而残酷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对敌人是不能讲仁义的，因为敌人的本性就是恶，以仁义对待恶，无异于宣判了自己的死亡。西方有农夫和蛇的故事，我们中国则有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
冬天，农夫发现一条蛇冻僵了，他很可怜它，便把蛇放在自己怀里。蛇被温暖后，苏醒了过来，恢复了它的本性，咬了它的恩人一口，使他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农夫临死前说：“我该死，我怜悯恶人，应该受恶报。”
古语有云：“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对于恶人，你无论怎么样同情他，一旦发生利益冲突，他的本性都不会因为你的善而改变，因此说，对于敌人，那种迂腐的仁义是要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