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1809-1852），俄国着名作家，1809年4月9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农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821年至1828年他就读于本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毕业后第年发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因长诗受到批评，他买回全部书籍烧毁。1831年他结识普希金。同年和第年他相继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受到好评。1834年，果戈理在圣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第年离职，从此专事创作，同年发表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1836年4月，他发表名剧《钦差大臣》，立刻引起轰动，并受到沙皇迫害，开始流亡德国、法国、瑞士等地。1842年，果戈理发表《死魂灵》，再次震撼了俄国文坛。除此之处，他还有代表作《外套》、《婚事》等。
果戈理死了，他才42岁。
这位短命的作家，用他那犀利的笔，对那个巧取豪夺、唯利是图的卑鄙龌龊的世界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他用自己艰辛的劳动，留给整个俄国以至于全世界像《钦差大臣》《死魂灵》《涅瓦大街》等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创作风格，他的现实主义手法，影响了俄国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契诃夫和高尔基等人，都无不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以至于屠格涅夫不惧被拘留、被流放而写文悼念他。
这位短命的作家，用他那凄怆悲凉的生活道路，受尽艰辛而不屈的奋斗精神，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思念。
苏联俄国文学史专家尼古拉·列奥尼多维奇·斯捷潘诺夫说道：“果戈理的不幸遭遇，说明了作家命运多舛。如果一个作家竟敢将‘束缚我们生活的全部可怕的、震撼人们的卑微琐事的污泥浊水’都掀到表面上来，那么他的命运定将是艰难的。”
1836年4月19日，彼得堡的亚力山大剧院正在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这是果戈理受好朋友普希金的委托而编写的。
在演出之前很久，戏票就被上层贵族集团的观众抢购一空。现在，剧场里挤满了服装华丽的观众。全体贵族都在场，沙皇也来了，他身穿一套剪裁得体的制服，佩带肩章，坐在自己的包厢里。在观众当中，还有通常不来看戏的寓言家克雷洛夫、普希金和他的妻子、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所有的观众都想借机开怀大笑一场，以调节一下自己无聊的生活和麻痹的神经。
然而，随着《钦差大臣》剧情的发展，这些贵族老爷们却笑不出来了。到后来，整个剧院竟沉静无声。慢慢地，官员们又开始窃窃私语，直到后来有人粗暴地大骂：“这全都是他妈的胡扯蛋！什么地方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楚克奇岛上！”
沙皇在包厢里也十分不满地说：“嘿！这算什么戏？人人都不痛快，我尤其如此！”
为什么《钦差大臣》竟引起了沙皇贵族的如此不满？
原来，《钦差大臣》说的是一群官僚把一个从彼得堡来的落魄于旅途的纨绔子弟，误认为外出私访的大臣，由此而演出了一出极其辛辣的讽刺喜剧。
剧中的市长，是个混迹官场多年、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人物。当他听到有钦差大臣要从彼得堡来，立刻装得清廉和善起来。为了表示他一贯关心外乡行人，以显示其德政，便跑到旅馆，向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客人大献殷勤。可巧，这个客人是落魄受困于旅店的社会无赖赫列斯达柯夫。他此刻正为交不起房租、饭费而发愁呢。市长的到来，不由使他惊恐万分，他以为店家告到市里，市长亲自来干预此事了。两人开始面面相对，各怀惊惧。但在这种情况下，赫列斯达柯夫的那种上流社会浪荡公子的气派却仍然咄咄逼人。市长一见这副神气，便更觉得对方象钦差大臣，也愈显得诚惶诚恐。一个疑惧参半而又神态无赖、出言不逊；一个做贼心虚、心怀鬼胎。
市长为了讨好钦差大臣，劝赫列斯达柯夫换一下房子。而赫列斯达柯夫则以为这就是要把他投入监狱，但他表面上依然显示出傲慢的态度。市长见此则大为惊恐，以为“钦差大臣”定是发现了他平日的劣迹，于是不打自招地说：“我的薪俸连买茶叶和糖都不够。就说我受贿吧，那也是很可怜的一点，如一点点吃的东西、一套衣服料。至于说那个做买卖的下士寡妇，他们说我揍她，那完全是有意中伤。”为了使自己能避过灾难，市长把这个无赖当成钦差大臣请到自己家里，当做上宾。而当这位“钦差大臣”向他的女儿“求婚”时，他顿时一扫恐惧和忧虑，变得更加不可一世起来。他还决心要狠狠报复告他状的人，平日专横恣肆的面目顿时暴露无遗。他梦想不久之后凭着自己的“女婿”，可以当上将军，肩上挂着大红绶带，在彼得堡吃着鲑鱼和香鱼。
喜剧中的主角赫列斯达柯夫，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在彼得堡衙门里厮混过。他的人生哲学是：“人生在世，为的是寻欢作乐。”他有着上流社会人物的举止谈吐，但却是个十足的小人物。他撒起谎来漫无边际，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胡吹一气。当他被当做“钦差大臣”接到市长官邸，领受了市长一番丰盛的招待之后，早把旅店那种寒酸相忘得一干净，飘飘欲仙起来。他见官吏们对自己毕恭毕敬，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他天花乱坠地胡乱吹嘘起来：什么彼得堡的某个司长，常常拍拍他的肩说：“老弟，请来吃饭呀”；有人把他当成了总司令呀；一会儿又和普希金称兄道弟呀；在彼得堡有所第一流的房子呀；吃一个西瓜要花700卢布呀；喝的汤是轮船直接从法国运来的呀；他每天进宫，明天就要做元帅呀，等等。官吏们由于自己的犯罪恐惧心理，对他的自我吹嘘，竟毫不怀疑，那些平时惯于敲诈勒索贫民的地方官僚，竟被这个社会地痞大大地敲诈一番，并让他扬长而去。
后来，真相暴露，市长悔恨交加，咬牙切齿地骂道：“我做了30年的官，没有一个商人和包工会欺骗我。我自己就是一个手段高明的骗子，曾使那些企图骗遍天下的家伙落入我手。我还曾骗过3个省长……省长算什么！不值得一提。”原来这个高明的骗子，竟被赫列斯达柯夫这个本不想骗他的小无赖大大地戏耍了一顿。
《钦差大臣》异常深刻地暴露了俄国官僚专制制度的反动本性，官场的种种见不得人的丑闻。它把当时整个俄罗斯上层贵族那种贪污、盗窃、腐败堕落、专横跋扈的卑劣面目，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在观众的尽情嘲笑中予以鞭挞。正如果戈理自己说的那样，“我是想把我当时在俄罗斯看到的一切丑恶现象、一切需要人们主持正义的场合所发生的非正义的行为汇集起来，然后给予淋漓尽致地嘲笑。”
这出幽默的讽刺喜剧，也博得一部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贵族老爷们的哄笑。那是由于他们没能够理解喜剧的意思，没有意识到自己笑的正是生活舞台中的自己。果戈理对这些人也不放过，他通过剧中的市长之口，面对所有的观众，恼羞成怒地说：“你们大家就会龇牙咧嘴地笑，还会鼓掌欢呼。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唉，你们这些人呀？”
这些异常尖刻的话，直接对准了舞台下的那些佩戴肩章和十字架、坐在舒适的软椅上的贵族老爷们。
财政大臣坎克林伯爵气愤地对军事大臣车尔尼舍夫说：“这简直是一场愚蠢的闹剧，真不知道是谁同意让它上演的！”
着名的赌棍费奥多尔·托尔斯泰则高声狂呼：“这个果戈理是俄罗斯的敌人，应该给他戴上脚镣手铐送到西伯利亚去！”
一位仪表堂堂的官吏说道：“要是我，我全都禁止，让这些混蛋以后什么也别写！”
听着这些粗野的谩骂，果戈理弓着背坐在包厢里，捏着纤细的手，低头沉思着。《钦差大臣》会受到如此不礼貌的攻击，这是果戈理所没有料到的。虽然演出之后，普希金等人竭力安慰他，对全剧作了肯定。但果戈理还是因受到激烈的恶意攻击和谩骂而大为震惊。
后来，《钦差大臣》在莫斯科演出，同样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一些反动文人，如布尔加林、维格利等人，利用舆论工具抛出一系列谩骂、攻击性的文章。维格利在一封信中说道：“你读过这个剧本吗？你看过演出吗？我既没读过也没看过，但就我所闻便可从远处嗅到他的臭味。作者虚构了一个俄罗斯和一个俄罗斯的小城市，而将那些在真实的俄罗斯偶尔可见的卑劣行径一股脑儿塞了进去。他积攒了多少诈骗勾当、下流行为和愚昧无知在里边啊！没有干过这种事的人是绝写不出这样作品来的。”
在一片谩骂声中，只有在莫斯科主办《杂志》的年轻的别林斯基挺身而出，为《钦差大臣》辩护。别林斯基说：观众分为两类，那些“高级趣味”的所谓上流观众，那些在太太们的客厅里厮混的富贵官僚们，对《钦差大臣》只会怀有敌意，他们绝不会喜欢《钦差大臣》。因为喜剧正好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貌和肮脏的灵魂。另一类观众是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他们十分了解喜剧对于俄国社会的重大意义。
果戈理的社会交际范围有限，他没有听到下层群众的呼声，只看到贵族老爷及其御用文人对他的攻击，使他产生了沉重的压抑之感。他觉得自己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写信给朋友说：“剧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有的人都在反对我，‘年高望重’的官吏们大喊大叫，说我是不知神圣为何物的人，竟敢如此大胆地妄加评议供职于政府的官员。警察反对我，商人反对我，文学家们也反对我……我现在明白：做一个喜剧作家意味着什么！只要你说出一点点真理，立刻就会招致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阶层人的反对。
果戈理在给波果津的信中写道：“文学界的敌人——出卖灵魂的天才咒骂我，对此我并不生气。但是，蔓延在首都的这种普遍的愚昧无知，十分令我伤心……我看到我们这里的作家处于非常可怜的地位，我更感到伤心。”
果戈理的母亲笃信宗教，果戈理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他追求心灵的安宁，渴望有一块安静的天地。于是，他产生了离开俄国的念头，以摆脱目前的困境。同时，还可以专心地去进行《死魂灵》的创作。因为当时他已写好了《死魂灵》的开头几章。
临行前，果戈理去向普希金告别。他对普希金说：“我已心力交瘁。我敢发誓，谁也没有体验过我这么些痛苦。管他们呢……我现在只想离开这里，天晓得要上哪去。我即将开始的旅行，轮船、大海、遥远的异国天空——唯有这些才能使我重新振奋起精神来！”
普希金拉着果戈理的手，满怀忧郁地说：“天哪，我们的俄罗斯是多么令人忧伤啊！”
果戈理走了。当他临踏上轮船的前一刻，他一本正经地对前来送行的密友维亚泽姆斯基说：“我今天就要离开祖国，这是天意……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我知道，我将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将忍受拮据和贫困。但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很快回到俄国！”
茫茫无际的大海，漂走了满腹痛苦的果戈理。
这是1836年的6月，在《钦差大臣》首场演出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轮船驶向德国的汉堡，把果戈理的祖国、亲人、朋友以及官僚、贵族们那充满敌意的面孔统统留在了后边。
果戈理先到汉堡，不久又到达瑞士。瑞士的景色使他惊叹不已。青翠的山峦背后，映衬着远处阿尔卑斯山的雪峰。每当夕阳西下，阿尔卑斯山光彩夺目地矗立于云端。首都日内瓦坐落在湛蓝的湖泊岸边，那里有卢梭的纪念碑，有数不清的钟表工厂。瑞士使他心旷神怡，暂时忘记了遭受攻击带来的痛苦。
没有几天，果戈理感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之感。他希望在这里能遇到熟人，可以畅谈一番。但异乡生地，哪有什么熟人！他想读点书，可是，孤独、单调和寂寞渐渐使他感到压抑。天气渐渐变冷了，寒流袭来，他手脚冰凉。果戈理又想去意大利，但由于那里霍乱猖獗，不少人死于霍乱。他只好又决定去巴黎。
到了巴黎，他在交易广场的边角上租了一套住宅。每天上午，他伏案继续《死魂灵》的写作，晚上到巴黎大街上游逛。1836年11月12日，他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巴黎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我最喜欢这里有许多游玩的地方……上帝在这里对我很照顾，待我非常之好，让我住上了朝阳而且又有壁炉的暖和的住宅。我很享福，又很快活。《死魂灵》写得很顺利……”
但是，巴黎当时是个政治空气很浓的城市。自1830年7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们一直是争辩成风，情绪激昂。果戈理对那里的政治空气毫无兴趣，他总是力图回避咖啡馆和大街上发生的争论和谈话。他给普罗科波维奇的信中写道：“像我这样闲散的幸运儿，对政治生活是不感兴趣的。但这里到处都是政治。在每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图书馆，里边都有杂志。当你停在街上擦皮鞋时，就会有人往你手里送杂志。在厕所里，也有人给你杂志。”他对巴黎渐渐地感到失望了。
正在这时，他听到一个非常痛心的消息：“普希金死了，他是被丹特士用枪打死的。”普希金之死使果戈理心都碎了。他全身冰冷，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摇摇晃晃地回到了自己的寓所。由于悲伤过度，他立刻就病倒了。3月10日，他写信给波果津说：“我的生命，我的崇高的欢乐，和他一起逝去了。我的天哪！没有普希金的忠告，我什么都不会干，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所有的东西，都应归功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