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仇视女性、男权至上的思想，使尼采终生未能觅到知音。他害怕孤独，但却在孤独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尼采的童年和爱情，都是不幸的。而人的一生都难免会遇到很多不幸。那么，面对种种不幸，应该怎样看待人生？这是成年之后的尼采时常考虑的问题。
尼采发现：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后，欧洲流行着一种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它以科学为旗帜，宣扬知识就是力量，自恃人的理智和科学可以指导人们消除一切痛苦，创造人类的幸福；认为人生乐观美好，前景无限。伊壁鸠鲁就认为，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能使灵魂健康和享受幸福，能够使人唱着动听的歌曲离开人间。尼采指出，这种把人生看成是乐观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在哲学上是近视眼，而且不可能给人以幸福。因为当人们掌握这些知识的时候，就已经该进入地狱了；而且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也处处充满不幸和痛苦。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
从古希腊柏拉图号召人们到“理念世界”去寻找幸福的观点之后，欧洲又流行了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特别是后期的斯多葛派，宣扬人生不可能有任何幸福。他们认为，猪羊以粗糠荒草为食度过艰苦的一生，最后被人宰杀；牛马吃着粗糙的草料，进行着繁重的劳动，最后被人食肉寝皮。人世间更是充满着说不尽的悲惨凄苦……生命中能有什么幸福呢？生命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忍受种种痛苦。幸福只存在于“天堂”之中。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家们，歪曲了人生悲剧的性质。号召人们禁欲受苦，把幸福寄托到“来世”或“天堂”。这种麻痹人们心灵的宗教，绝不可能真正给人以幸福。
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和悲观主义人生观，都不能给人以幸福。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人生？
终于，尼采发现了：“啊，狄俄尼索斯！你这悲剧的英雄，你这乐观的酒神，你那百折不挠、刚强不屈的精神，你那放纵无羁、生机充溢的品格，不正是理想的人生吗？”尼采在失声地狂呼道。
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桀骜不驯，刚毅顽强的英雄。为了躲避王后的迫害，他到山林里与牧神和仙女为伍，并发明了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的方法，被人们誉为“酒神”。后来，王后发现了他，把他害成了疯子。他被迫流落他乡，乘着百兽车，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一路上他高歌狂舞，放荡不羁。命运的不幸没能挫折他刚毅的个性，流浪倒给了他无限的快意。面对不幸，他是欢乐的。因此，又被誉为“欢乐之神”。
尼采认为，人生就像狄俄尼索斯那样，永远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那么，与其避让，不如奋起抗争。“酒神”的精神就在于不畏痛苦和不幸，不把痛苦和不幸看作灾难和恐怖，而应把痛苦和不幸当成人生的“佐料”和“营养”，从而自觉地忍受痛苦和不幸。在对痛苦和不幸的抗争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感到人生的幸福。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生没有痛苦，就会败坏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义。只有痛苦才能勃发人的生机、磨炼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使人感到生命的欢欣和快乐。人生的幸福感就是战胜了痛苦的威武雄壮、气势高昂的悲剧感。人正是在同悲剧的抗争当中，才唤起了英雄的气概。在深沉的痛苦之中，才能体现出更深沉的欢乐。对待人生，悲观主义过于消极，乐观主义过于无知，禁欲主义过于荒唐，唯有“酒神精神”，才能成为人生的必备武器。“酒神精神”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它是一种“悲剧性的乐观主义”，它面对“悲剧”，而不“悲观”，在对“悲剧”加以“洗涤”过程中，产生一种深沉的快感，它是一种崇高的悲剧快感。“酒神精神”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它肯定生命。肯定生命，当然就连同生命中的病苦在内。真正的勇士，是不畏痛苦、敢于正视痛苦，视苦为乐的。他可能会遇到磨难，但他决不沉沦，他敢于在磨难中发出高傲的大笑。重压摧不垮，磨难不退缩。君不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是一种何等豪迈的气概！他的身体被绑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老鹰每天都来咬凿他的肝脏，但他决不向宙斯低头。他是意志中的坚强者，是对痛苦抗争的胜利者。不敢同不幸和痛苦抗争的人，永远不可能享受到生命的欢乐。
总之，在尼采看来，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肯定生命。只有鼓起生命的风帆，才能战胜一切痛苦的风浪。人们啊！像酒神那样，“嘲笑一切悲剧”吧！让你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的英雄吧！
如何才能具备“酒神精神”？尼采的答案是要具有“强力意志”。人生诚然会遇到种种痛苦，但人们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强力意志，来征服一切痛苦。强力意志的发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己本身，要做一个生活的强者，要敢于扩张自己，壮大自己，不要怕外力恐吓，不要畏惧世途的坎坷，不要怨恨世态炎凉，要发奋进取、自强不息，要能够自尊、自爱，自私，爱自己胜过爱别人，要具有独立的个性；另一方面，在同别人的交往中，要成为一个强者，人们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强者可以征服弱者，弱者要能为强者让路，作出牺牲，让强者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强力意志。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正因为这样，尼采的思想才成为法西斯用来屠杀弱小民族的理论根据。
尼采认为，强力意志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塑造一个有个性的人。目前人类的悲哀之处就在于人失去了个性。同一的机械操作，呆板的社会分工，完全抹杀了人们的个性。他说：“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而是为了适应统一的要求。谁一旦要超出统一的格式，立刻会遭到诽谤，受到打击，成为孤家寡人。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尼采告诉人们，要做一个有个性的人，要随时准备忍受孤独。“孤独是天才的命运，是强者的伴侣”，是“勇于走自己路”的必然结果，不被人理解是肯定的。但是不要怕，“生活就是战斗”。
尼采宣扬嘲笑一切悲剧的“酒神精神”和勇于奋斗的“强力意志”，鼓励人们敢于肯定生命，敢于面对痛苦，战胜痛苦，在逆境中奋起；敢于不畏强暴，同强暴抗争，在悲剧中磨炼自己。这确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是尼采并没有真正找到人生摆脱不幸和痛苦的真谛。可以说，他是言行不一的。不然，他为什么会成为疯子？
尼采天资聪颖，思想敏锐，文字清新华丽，想象丰富，被人称为“诗人哲学家”。1868年至1876年，他在巴塞尔大学讲授语言课程期间，随意出入巴塞尔市的贵族家庭。他与许多着名学者，如蒲克哈特、巴克封、休斯勒和禄底梅耶等人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着作。其中有《希腊国家制度》《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不合时的思想》《悲剧的起源》等等。但他自从《悲剧的起源》一书出版后，竟然被排挤出语言学界，从此巴塞尔的语言学者们纷纷疏远了他。1873年，极度的忧郁、苦闷，使他得了胡言乱语症，不得不在1876年至1877休养一年。
从l877年开始，尼采一直在国外过着漂流异乡的生活。他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很少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个月。1879年，35岁的尼采被迫辞去了教师的职务，离开巴塞尔大学。此后，他一直在意大利、法国的一些城市或乡村漂泊。他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朋友，没有固定的住所，孑然一身。也许再也没有人比尼采能更深地领略孤独的滋味了。他常常租一间简陋的农家小屋，在酒精灯上煮一点简单的食物充饥。有时一连数月见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熟人。特别是身上的病痛折磨，几乎使他难以忍受。他有好几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酒神精神”并没能帮助他。相反，他一次次发出绝望的悲叹：
“现在，再也没有一个人爱我了，我如何还能再爱这生命！”
“如今我孤独极了，不可思议地孤独……成年累月没有振奋人心的事，没有一丝人间的气息，没有一点儿爱。”
“在那突然疯狂的时刻，寂寞迫使我想去拥抱任何一个毫不相识的人。”
也许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不幸的。但是不幸中有着大幸，那就是他们能在不幸中继续去发现思想的精髓，去捕捉人生的意义。尼采孤独漂泊异乡整整10年，这10年间，也正是他着述最丰盛的时期。他的大部分着作，包括被世人称之为“奇书”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在这10年间创作的。在此期间，他建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包括“强力意志”学说、“超人”学说、“一切价值重新估价”学说等等。他的主要哲学着作《善恶之彼岸》《道德体系论》《偶像的黎明》《反对基督教徒》《强力意志论》等，集中地表现了他的哲学思想。
1883年时，尼采在度过一段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之后，希望重新登上大学的讲坛。当时，他拟定了一个在莱比锡大学讲学的计划。但交上去以后，大学当局认为他的作品内容有问题。因此，他的讲课计划不能实施。尼采没有办法，只得重新过着漂泊不定的着述生活。尼采的脑神经错乱病日益严重，每出一本书，他的怒气就越大一些。他痛恨外界对他不理解，不理解他那深刻的思想，不理解他目前的痛苦。但是，他还是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会被人们理解的。他曾经预言：“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是很远的一天。我本人已看不到了，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惊叹我的思想。我会有众多读者。我应该为这些人写书。为了这些人，我要写尽我的基本思想。”他还十分自信地说道，人们将会赞叹，“他为什么能写出如此杰出的着作！”尼采过于自信了。
但不管怎样，尼采长久的漂泊生活，使他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1887年9月，尼采阔别了14年的朋友多伊森到他漂泊的地方去看望他，几乎不认识他了。多伊森说道：“这段时间，他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不复有从前那骄傲的举止，灵巧的步伐，流畅的言谈。他行动艰难，步态蹒跚，略微向一边倾斜，说话明显地变得迟钝，时常停顿。”分别时，尼采两眼含着泪水，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了村外。其间，尼采还对多伊森一再谈了些不祥的预感。
一年之后，尼采的预言被证实了。他得了精神分裂症。1888年底，几天之内，他给朋友们寄出了好几封奇怪的信。信中自称是上帝、酒神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1889年1月3日，尼采流浪到意大利的都灵。他走出寓所，看见一个马车夫在残酷地鞭打牲口，便又哭又喊，冲上前去，搂住马的脖子，接着便跌倒在地。他完全疯了。
1月8日，尼采的朋友奥维贝克赶到都灵，到寓所来看他。当时尼采正蹲在沙发上，看见奥维贝克，便扑过去热烈拥抱他。然后又回到沙发上，陷入抽搐之中。他大声唱歌，狂乱地弹钢琴，滑稽地舞蹈和跳跃，高声喊道：“我是欢乐的上帝！”奥维贝克带他回德国去，途经威尼斯时，尼采站在威尼斯大桥上，朗诵自己的优美绝唱：“我的心弦被无形地拨动了，悄悄地弹奏着一支船歌，战栗在绚丽的欢乐前，你们可有人听见？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音乐家、诗人、哲学家的欢乐和痛苦都没有人听见。他一生得到的爱和理解太少了。孤独使他发疯，他终于在疯狂中摆脱了孤独。
1900年8月25日，这位不被人理解的哲学家走进了永久的黑夜之中。
尼采是在不被人理解的、极度的孤独、忧郁之中发疯的。那么，他死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是否理解了这个哲学家呢？
令人深思的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同样遭到了一些大哲学家如柏格森、罗素、卢卡奇等人的误解和攻击。罗素不止一次地说道：尼采的许多东西“仅仅是狂妄自大，一定不要去理他”。相反，尼采在文学家、艺术家中，却遇到了不少知音，如罗曼·罗兰、杰克·伦敦等，都是尼采哲学的衷心爱好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开始注意到尼采的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柏林和纽约两地同时出版尼采研究年鉴。关于尼采哲学的学术着作大量涌现。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尼采的哲学“带给西方哲学以战栗，而此次战栗的最后意义，直到现在还未能估价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