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老人的帮助，农玉秀就开始腾出手来钻研自己的业务，有时候还被派往外地去学习考察。对于她来说，事业又回到了她的议事日程中。使她得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对待工作和生活。
然而，相对平静的日子总是很短，一个突发的事变又把农玉秀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这天夜里，酣睡之中的农玉秀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急忙披衣下床开门。出现在她面前的是几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她惊恐之际，一位警察用枪顶住了她的胸口，并示意她不得声张。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她几乎晕眩过去。她眼睁睁地看着其他警察向卧室、书房和卫生间、厨房搜索过去。几分钟过去，警察们又全部返回客厅。一位警察表情严肃地告诉她：孙伟文越狱逃跑了！
警察希望她能配合行动，将逃犯抓获。
听到这个消息，她整个人几乎失去了站的力气，差点瘫软下来。她知道越狱逃跑意味着什么。孙伟文，你是个多么糊涂的人呀！她在心里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又能逃到那里去呢！
折腾了一阵之后，大队警察走了，留下两个警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们吩咐她可以回卧室睡觉，但要随时可以出来开门。然后他们熄灭了房里的灯，在沙发上和衣而睡。
就这样，警察连续守候了三个夜晚，一直没有得到孙伟文的一点讯息。两个警察议论说，逃犯也可能被打死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她得知孙伟文是趁外出劳动之机，跳进急流里逃跑的。看守当时往河里打了数枪，也不知道是否已被击中。
孙伟文生死未卜。这个消息几乎把农玉秀的心揉碎了，每天她都提心吊胆的，没有心思进食。到了夜晚她更是无法成眠，偶尔睡着片刻，也是恶梦不断。
令人讨厌的警察终于撤走了。她冲出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自己的儿子。祖母和我父亲见她多日不曾露面，还以为她到外地出差呢。出差也不过来告诉一声。祖母有些不高兴。
她就忍不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孙伟文越狱逃跑，至今生死不明的事和他们说了。大家免不了又为她的命运唉声嗟气一番。
一年过去。又一年过去。
到了第三年，孙伟文仍然没有星点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人活在世上，不可能一点音讯也没有。农玉秀真的绝望了。
我祖母首先沉不住气了，她一次次地苦劝女儿死了这条心。我父亲也认为孙伟文八成已不在人世。如果他还活着也没有理由不告诉家里一声，就是打个电话或者寄个信壳也不至于暴露他的踪迹。反正，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值得再牵挂他了。祖父甚至上纲上线地说：我们农家几代人都清清白白地活着，一个劳改犯真的那么让人留恋吗！
我母亲基本采取中立态度，但她认为这么苦守也不是办法，等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只能苦了自己。她主张先解除婚约，先给自己自由，这样就可进可退。
家人的劝说，终于使农玉秀作出了单方面与孙伟文离婚的决定。同时，对未来生活失去了希望的农玉秀，忽然独自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知道陈华仍然孑然一身，而且一直还牵挂着她们母子，经常地资助他们，证明了他对她的爱还没有变。为了孩子，她决定和陈华复婚，大家都孤苦伶仃，倒不如合在一起过好。主意已定，她就直奔陈华工作的地方，去把他接了回来。离异后的这些年，陈华又住回到单身宿舍里。他很少在单位露面，绝大多数时间都到那些建设工地去。偶尔因设计图纸上有些什么问题，他也只是和设计院的主管人员在电话里商量修改。有时候，工资也是让单位汇到工地去。现在，得到农玉秀的真心召唤，他没说什么就随她回来了。经过几年旷野中风风雨雨的洗刷，陈华也比以前更硬朗更深沉了。
夜晚，他们又睡到那张熟悉的大床上，倾诉别离后的艰辛，相互抚慰。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不停地在她的身体上摩挲，感觉这皮肤和肌肉显然已失去了往日的弹性。
你应该把孩子一起接回来。他说。
他叫农夫。你同意的话，我就改个名。
他沉默了一会，说：叫惯了就别改了。
明天，我们去把他接回来。
不知不觉中，她的眼眶已盈满了泪水。他用同样粗糙的唇和舌头慢慢地替她舔干泪水，直到她迷糊睡去。
五岁的农夫已经不习惯叫陈华做爸了，母亲劝诱了几次，他还是闭口不叫。再教他叫，他却哇地哭了。
随他吧。陈华笑着说。要是我也不会随便叫的。
有一天，一家三口到游泳池里游泳。农玉秀欲把农夫推到深水中，他怕了，惊慌地游向陈华，脱口叫了一声：爸爸，我怕！
两个大人不由地一怔，随后又会意地相视一笑。
农夫是个聪明的孩子，从小就有读书的天赋。加上两位昔日大学高材生父母的悉心照料与辅导，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优异状态。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虽然到处混乱不堪，但农玉秀和陈华的家庭却相对平静，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大批判如火如荼之时，也曾有人放过农玉秀的大字报，揭发她和周元安的风流韵事，但因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不了了之。也有人试图批斗她这个劳改犯的家属，又因她已和孙伟文离婚而作罢。家庭环境的稳定，给农夫有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尽管工作多忙，父母都没有放松对他的管教和约束。因而促使他对学习保持浓厚的兴趣。
关于我姑农玉秀的故事似乎到了这里就没有什么色彩了。叙述到了这里，也算比较完满了。如果没意外，有关农玉秀的文字也就该到此为止。然而，意外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年，即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失踪多年的孙伟文突然回来了。
失踪近十年之久的孙伟文像个农村劳工一般出现在农玉秀眼前时，她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已变得面黄肌瘦，颧突眼凹，衫裤又脏又旧，脚穿解放鞋，头戴鸭舌帽，活像在革命低潮时期的地下党。
她选择了公园的一个角落和农玉秀会面。接到电话时，她以为他是从地狱里打来的，声音陌生而神秘。她吓得赶紧将话筒挂上，木愣愣地盯着电话机。电话又再次响起，连振了几次铃她才又战战兢兢地拿起来。他说他想见她，希望她快点到公园里来。
秀，我真想马上看到你。诗人依然浪漫。她确信非他莫属了。
陈华不在家，她只能如约而来。她忐忑不安地来到公园的纪念碑下时，他才从一旁灌木中闪了出来，那身打扮和已变得陌生的脸孔令她恐惧。她凝神许久，才嗫嗫嚅嚅地说：真是你吗？孙伟文，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孙伟文一把脱掉鸭舌帽，露出半秃的头，枯陷的双眼泪花滚滚。他喊了一声秀--，就要拥抱她，却被她闪开了。
秀啊，我对不起你！他双膝一曲，跪在地上。鸣咽道：你不肯原谅我么？
农玉秀也难过地抽泣道：你不明不白地跑了十年，叫我怎么说呢。
他依然酸楚地说：我这十年一时半时是说不清楚的。我死里逃生回来，你总不能这样对我啊。我们毕竟是夫妻……。
夫妻？你知道我过得多苦多累吗？你……你不是人……她忍不住竟哭了起来。
贼头贼脑的孙伟文连忙从地上爬起来，扶住她的肩，说：你不要在这里哭呀，等会人家会发现的。
他半推半搡地把她扶到一张石凳上坐下。等她平静下来了。他才告诉她，他是被人陷害的，他根本没有罪。那帐上不见的三千多元是副院长借走的，出纳来不及入帐，他们就把黑锅背到了他身上。
她说：我也觉得你不是那种人。
在监狱里我没法过。狱头打我骂我，让我替他抹屎，让我睡在厕所旁边。冷天不让我盖被子，热天让我喂蚊子。他们知道我是大学毕业生，就这样对待我。他满脸苦丧，说一句吸一下鼻子。她静静地听他诉说，眼里渐渐由怨恨转为怜悯。不觉间竟将袋里的手帕塞到他手里。
我进劳改场才一年多，就闹起了‘文革’，场长书记都挨了批斗，队长也挨了大字报。我以为天下要大乱，他们看不严了，就跳河跑了。你看，他把衣服扣子脱了两颗，将右边衣领往胳膊上一扯，露肩头，上面有道疤痕横在肩头上，这颗子弹差点收了我的命。
她没有告诉他警察到家里搜捕他的情景，又说了一声：我以为你都成鬼了。
他唉叹一声，说：命不该绝，哪会死呢！
顿了片刻，他又说：我猜想，你是等不到我回来了。你……你又成家了吧？
她头一低，默默地点头。
我估计不错。他黯然神伤地说。我该透个讯给你的。唉，我什么都没有了。
见他如此伤感，她想他会慢慢振作的，就站起来说：我该回去了。你住在那里？
他说暂住在市郊他弟弟那里。他弟弟在一个农场里插队，当猪场饲养员，他的同伴对他不错。
她把袋里仅有的几十元钱全给了他。然后，他又问了一些单位的情况。他说他目前要干的事就是向有关部门申诉，争取平反。
命运的玩笑开得太过恶毒。孙伟文又回来了，农玉秀神情恍惚，彻夜难眠。农夫感觉到母亲有些异样，就一个劲地催她上医院看病。她借机回来，向我父母和祖父祖母哭诉她遇到的一切。众人听了，都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好。
过了一段时间，陈华从野外回来，她又把情况告诉给他。她不想向他隐瞒什么。他静静地听她把话讲完，然后平静地说：看来，我又是多余的了。
她见他误解了她的意思，慌忙抱住他说：我不会再嫁给他的。你别吓我！
经过一段时间的上诉，孙伟文的案子果然翻了。法院终于判他无罪，接下来单位给他平反复职，安排房子，一切都很顺当。快得连他自己都吃惊。
单位还给他补发了六千多元的工资，他一下子成了设计院的首富。他花钱把自己上下都装饰了一番，然后到着名的万国饭店请农玉秀吃饭。
见他这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她真心为他高兴，就掀然签应了他的邀请。一桌酒菜就只他们两人享用，一落座，他就咕噜噜地倒了两杯茅台，说：来，祝贺我们再生吧！
这杯酒她没有理由不喝，她一仰脖，一股又烈又醇的酱香顺着喉管徐徐咽下。
孙伟文又斟满了两杯，盯着她说：来，为了我们的重逢，再干一杯。
看见他一脸的沉重和诚挚，她没法拒绝，双目一闭，就喝个杯底朝天。
接下来，他不再叫她喝了。他只好自斟自饮，边饮边滔滔不绝地说话。她不时吃一些菜，然后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听他讲他这些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