妒忌的害处，总的来说有这样几点：一、妒贤嫉能不仅害人而且害己。二、妒忌还是侵蚀人心的一种蛀虫。这种卑下的情感不仅妨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同时也会有损整个社会的稳定。三、妒忌他人的才能，排斥他人，也不利于国家的事业。所以为官之人应该抵制这种卑鄙情感的侵扰，放宽自己的胸怀，忍住妒忌之情对自己的腐蚀，尽量消除它。
南朝的刘之遴，字思贞，是南阳人。梁武帝时为太常卿。刘之遴学识渊博，善于写文章，曾经做过湘东王萧绎长史的官职。一次，他准备回江陵，已到夏口，萧绎平素就忌妒他的才能，就派人送毒药给他，把他毒死了。萧绎自己给刘之遴写了墓志铭，并给他的家属送了许多厚礼。这又是一个不能忍耐住对他人的妒忌而下手杀人的例子。妒忌他人因而对他人下毒手，实在再卑鄙不过。即使写写墓志铭或是给死者家属送点东西，也抹杀不了妒能嫉贤的罪恶。所以因为怕别人的妒忌，不少人只能掩藏起自己的才干。
唐朝的孔颖达，字仲达，是冀州人。他8岁上学，每天朗诵章句千余。他长大以后，很会写文章，并且通晓天文历法。隋朝大业初年，他考明经，成绩上等，被授为博士。隋炀帝征召天下儒学之官，集合在东都洛阳，让朝中学士和他们讨论商议国事。孔颖达年纪最小，但道理说得很出色。那些年纪大资历深的儒者耻于孔颖达超过了他们，暗地里派遣刺客刺杀他，孔颖达藏在杨元感家中才得以幸免。等到唐太宗即位，孔颖达屡次上诉忠言，因此得到了国子司业的职位，后任祭酒的职务。太宗来到太学视察，命令孔颖达讲经。太宗认为他讲得好，下诏表扬他。后来他辞官回家，死在家中。同样一个孔颖达，不同的君主，有不同的心胸，对人才的态度也不一样，隋炀帝时期由于他本人的妒贤厌能，使得社会中妒忌成风。孔颖达只因才高于人，受人妒忌，几乎丧命。而到了唐初，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他才有了和隋朝时完全不同的命运。
据史书记载：隋时的薛道衡，字去卿，是河东汾阳人，6岁时就成了孤儿。他特别喜爱学习，13岁时，就能讲《左氏春秋传》。
隋高祖时，做内史侍郎，隋炀帝时任茨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见回京，上书《高祖颂》。炀帝看了很不高兴，说：“这只是词藻华丽。”授他为司隶大夫。炀帝认为自己文才很高，因而蔑视天下有才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使大夫上书说薛道衡凭借才能不听训示，有违抗君主的意思，于是薛道衡便被杀死了。天下人都认为薛道衡死得冤枉。他临死时，炀帝问他：“你还能写出‘空梁落燕泥’吗？”这句话，出自薛道衡的《昔昔盐》。薛道衡是死于炀帝的妒忌之心。
嫉妒是无能的表现也是可悲的。正常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不怕别人妒忌，也不去妒忌他人，这是消除妒忌的重要环节。
（五）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再高明的人，也会有疏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说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使事业成功。所以偏信某人之言，是不行的。为官者应该广开言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当过亭长，识字也不多，但他能礼贤下士，依靠各路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以成就自己的大事业。谋士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手好闲之士，大将军樊哙是屠夫，周勃是吹鼓手，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无业游民，彭越做过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高低，都各有所长，刘邦也正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才打败项羽的。
他采纳谋士张良的建议，首先夺取关中，进入秦都咸阳，这样一来使楚怀王与项羽等众人所订立的先入咸阳为王的盟约成为事实，从而造成了项羽的极大被动。而刘邦的谋臣萧何则首先接收了秦朝的中央档案文件和其他图书资料，从而掌握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一系列重要情况，为以后的战争做好准备。此时的刘邦迷恋的是宏伟的宫殿，美丽的宫娥，无尽的财宝，他不想再图进取了。
大将樊哙见此情景，质问他：“大王是想得天下，还是想成为富翁？别忘了，秦朝就是刚刚在这里灭亡的。”这一下提醒了刘邦，他还兵灞上，且与民约法三章，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人民情绪，消除苛政，让人民安居乐业，这一举措使他赢得了在政治上的优势。此时刘邦在军事上依然处于劣势，他采用了张良“斗智不斗力”的策略。当项羽毁约，封他为汉中王而非关中王时，刘邦也曾大怒，想与项羽决一死战，是萧何等人劝他：要正确估计自己和对手的力量，决战的时机不成熟，先忍一时的委屈，接受分封，到汉中去争取民众，招贤纳士，利用巴蜀的富庶，积聚财力，他日再图东山再起，到时候反攻也不为迟。
刘邦接受了部将们的规劝，还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去汉中当王，并逐段烧毁沿途的栈道，表示再不出来与项羽作对。刘邦就是这样迷惑了项羽，积蓄力量，到力量壮大后重新攻入关中，在垓下一役，迫项羽自杀。
建立汉朝以后，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举行的盛大酒宴中，不无得意地总结他的经验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战必胜，攻必克，率百万之众，战于沙场，我不如韩信，三者皆是人杰，我能用之，这也就是我能够获取天下的原因了。”
元末，朱元璋率农民起义军时，非常注意集思广益，才终成大事。
当时有个文人名叫冯国用，他向朱元璋进言说：“咱们不能总是这样，东跑西跑，毫无目的，我们应该做的首先是要有块立足之地。根据我们目前看，应该夺取虎踞龙盘的建康(今南京)，这样一旦有什么事，我们也好再图发展。”朱元璋认为很对，很快地派兵夺取了建康，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来冯国用又进言说：“您要夺取天下，首先要争取民心，不要贪图美女玉帛，要为老百姓多办好事，这样才能成大事。”
老儒生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对于刚刚攻下南京，立足未稳，力量还处于弱势，地盘尚小，还不足以与其他各路军马较量的朱元璋，再合适不过了。此时“高筑墙”可以加强防卫力度，以免被其他人吞掉；“广积粮”则是注意积蓄物质力量，维持一时还无法马上取胜的战争的需要；“缓称王”则可以避免树敌过多，成为众矢之的，被别人妒忌而遭受打击。朱元璋用这三句话作为自己的战略方针，最后建立了明朝。
试想，如偏听偏信，则必然给别人以空子可钻。偏听偏信，易使阿谀小人有机会进谗言，行诽谤，搞诬告。如果是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则就可能产生猜忌，影响团结。自古有抱负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而后才能成天下之功。
唐朝的魏征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唐太宗则大多能够容忍而纳。他知道隋朝灭亡的教训，所以要时时注意兼听广蓄。要励精图治，就要忍褊狭之心，忍住自诩圣明的虚荣心，认真听取臣下的建议。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始，励精图治，很想听到一些有关治国安民方面的建议和评论朝政得失方面的话。他说：“人要知道自己的形体，必靠明镜；君主要知自己的过失，必靠忠臣。”因此，他常对那些直言敢谏的大臣，优礼相待。元律师犯法，太宗要杀他，大臣孙伏伽认为，按照法律不该处死。太宗赞扬孙伏伽敢于直言，便将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有人说：“赏赐太厚了吧！”太宗说：“从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进谏者，所以才这样重赏。”
谏议大夫魏征，性情亢直，敢于犯颜直谏，有时搞得太宗下不了台。但由于他的意见或建议都十分正确，而态度又坚决，敢于抗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所以最后能使李世民不得不接受。
贞观六年，唐太宗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贞观之治”。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他确实有点昏昏然、飘飘然，生活也逐渐奢侈腐化起来。就纳谏而言，也不像过去那样“寻之使言”“悦而从之”，而是先有“难色”而后“勉从”，不像建国初期那样谦逊纳谏了。此时他听颂歌听得心中舒服，对于逆耳之言很有些反感，也不再提什么兼听则明了，有时兴致所至，则任性而行事。
一日，太宗早朝，文武大臣们高呼万岁已毕，恳请太宗到泰山封禅，以显扬太宗的文治武功。国舅长孙无忌说：“封禅是历代帝王的盛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遍封名山，在泰山、碣石山等处都勒碑刻石以纪念他的巍巍功德。汉武帝也曾封禅泰山。如今陛下德行可以和尧舜媲美；功劳比秦始皇、汉武帝还要大，应该封禅泰山，以显扬功德。”群臣一致赞成。群臣的封禅建议，正好对上了太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但他表面上还是笑着说：“封禅不封禅，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国家治理好。”大臣们再一次敦促请求，太宗一拍玉如意说：“封禅就封呗！”于是任命太常韦挺为封禅使，令诸儒详细拟定有关封禅的礼仪、规模、费用及日程安排等。
这时，魏征站起来，果断而坚决地反对说：“封禅不封禅，并不妨碍陛下的功德和政绩。如果天下安定，国家富强，人民乐业，即使不封禅，又有何妨呢？过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难道后世为汉文帝的贤能不如秦始皇吗？再说，祈天祭地，难道只有登上泰山之巅，封几尺土，才能表达诚敬的心意吗？”一席话，仿佛在李世民和大臣们发热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李世民一听，特别不高兴，便质问魏征说：“你反对我封禅，难道是因为我功劳不高吗？”
魏征说：“很高！”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恩德不厚吗？”魏征说：“很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国家不安吗？”魏征说：“安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四方的少数民族不服吗？”魏征说：“臣服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年岁不丰吗？”魏征说：“祥瑞来了呀！”李世民接连问了6个关于能否封禅的条件，魏征都应声说条件达到了。李世民最后将脸一沉，大怒道：“那为什么我不能封禅？”
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回答说：“陛下功劳虽高，而人民还没得到实惠；恩德虽厚，而泽惠还没有广泛施行；国家虽安，而百姓还不算富裕；四夷虽服，而他们的要求还不能满足；祥瑞虽来，而不好的苗头还很多；年岁虽丰，而仓库还很空虚。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封禅的原因。”
太宗憋了一肚子气，脸上也感到非常为难，宣布退朝。群臣们也认为魏征这个人不知进退。魏征心想，太宗一走，事情就不好办了，于是，立即站起来拽住太宗的衣襟说：“陛下请留步，让我把话说完。”魏征考虑，这样的进谏，效果不会好，要下决心阻止这件事，必须另换一个角度来说。于是，魏征说：“愿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问道：“良臣与忠臣有什么区别？”魏征说：“良臣身获美誉，君有贤名，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如稷、契等人；忠臣身受诛杀，君陷恶劣，家国遭难，如比干、关龙逄等人。”李世民说：“那我让你做良臣！”魏征说：“事实上，现在陛下盛怒，臣冒死进谏，就是让我做忠臣啊！”太宗的气色缓和了一些。
魏征继续进谏说：“陛下虽有这6个方面的优越条件，但我认为泰山封禅劳民伤财，于国家人民无益。就拿隋炀帝杨广的巡幸江都的事情来说吧，他3次坐着长达200尺、高4层的龙舟水殿到江都游玩。王公、妃子等乘坐几千艘豪华富丽的大船，首尾相连200里，随从10万人，光拉纤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还有大队骑兵夹岸护送。船上的人纵酒寻乐，声闻数十里。沿途500里内的老百姓，都要贡献美食。巡游的队伍像蝗虫一样，把沿途百姓弄得倾家荡产，啃树皮，嚼草根，甚至被逼得人吃人。于是，王薄振臂一呼响应者数十万，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试问这样的巡幸有什么好处？”
魏征又打了个比方说：“比如有个人患了10年的长病，瘦得仅存皮骨。刚治好，便要他挑1石米，日行百里，一定不可能。而隋朝混乱，不止10年，陛下好像个良医，人民的病苦虽然在你手中解除了，但身体还没有恢复。现在国家初定，就要告天祝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陛下到泰山封禅，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国内的王公大臣，四夷的君长都要护从，单就饮食供给这一项来说，就不易置办，更不用说其他费用开支了。”
他喘喘气又说：如今伊水、洛水以东，一直到渤海、泰山一带，莽川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不说饮食供应不上，连举步都很艰难。再说，竭尽财力用在这无偿的消费上，还不一定能达到要求；要保障丰盛的供给，一定要加重百姓的负担。崇尚虚名而深受其害，我想这样的事情，陛下是不会做的。”
可以说魏征说的是有理有据有节，或迂回，或单刀直入，占尽道理，唐太宗哑口无言，但是仍不愿放弃封禅泰山的念头。魏征见状，言辞一转而激烈地说：“这样劳民伤财，天尤人怨，一旦有水旱天灾，风云变幻，匹夫百姓，则揭竿而起，到那时就追悔莫及了呀！”唐太宗此时才省悟其中的道理，强忍心中的不快，最后还是下令停止封禅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