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要努力做到“三慎”，即慎微、慎欲、慎独。所谓的“慎微”，就是要求人在小事小节上要慎重对待。古人云：“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大意是，事物的整体发展是由细微的发展所积累所致，灾祸的发生是由许多的不检点所造成。今天看似小事小节，稍不注意明天或许会发展渐变成大事大节。现在我们有一些人在权力、金钱、美色等的诱惑下，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考验，头脑发昏、意志薄弱、立场不稳、底线丧失。究其原因，很多就源于不能做到慎微，以致从对小利的追逐，到对自己小错的宽容，终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慎微，既要有正确的追求和理想，筑牢思想防线，明辨是非、美丑、善恶，抵御各种消极颓废思想观念的侵蚀和诱惑，又要持续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心里要有一个“怕”字，使自己在立世处世之中，才会对人民和自身的安危存有忧患，对历史的评判存有警醒，对法度的规则存在畏惧，对信仰的追求存在担当。唯有如此，才有做人的底气和正气，做事的骨气和硬气，特别是在做事时要警惕“损人小节”中的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注意从防范生活中、工作中一点一滴的“损人小节”入手。避免由“损人小节”演化成失节，要始终做到防微杜渐，见微知著，洁身自好，自重自爱，自我约束，谨防“第一次出轨，第一次湿鞋”，谨防迈雷池一步，这样才能健康发展，成就事业。
慎欲，就是对欲望要有节制。应该讲，人出生之后都有生存的欲望，则饥思食、渴思饮、冻思暖等，最基本的欲望就是食也、性也，但人往往不满足这两个基本欲望。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条件的充盈，精神生活的丰富，在这两个基本欲望的前提下还会派生出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欲望，如权欲、钱欲、色欲、名利欲等。而且随着这些欲望的滋生蔓延、膨胀，使人性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纠结，社会也会变得光怪离奇，难以整治。所以，对派生出来的各种欲望要有节制，无论对人、对社会都是必需的。对欲望的节制，尤其是对不正当欲望的膨胀和蔓延，从社会层面上讲，应从法纪制度、道德规范上加以约束节制；从个人层面上讲，在选择欲望时要有“度”的把握，人不可以什么欲望都想占有。因为，太多的欲望是痛苦的根。在满足欲望时也要有“度”的把握，对欲望的追求不能太过分，并在欲望难以实现时，更要有“度”的把握，既不能悲观失落，更不能心生怒气，报怨他人和社会。
慎独，就是独自反思，自查自纠存在的缺点和毛病。古往今来的哲人们尤其推崇这种个人品德修养。这种品德修养主要是强调在无人监督时，要学会自己提醒自己。当你独自一人，可以独断专行，可以独揽大权，可以冷箭伤人，可以暗地角落里琢磨鬼点子。比如，收集地沟油乔装打扮成假冒名牌混入超市、大发其财的时候，当你突然发现你完全可以逃避社会规则、监督和管束的时候，你要学会，一定要学会，让心灵睁开一只警醒的眼睛，让它冷静地看着你自己，告诫你务必保持慎重的态度。为此就须更加注意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避免受到外界的诱惑，即使诱惑来袭，也能做到不动心，不伸手，不越轨，尤其当人们独处单行，他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最容易放松言行，最容易侥幸独行的时候，更要注意用良知和规范要求自己。因此，坚持慎独，必须表里如一，去除哗众取宠之心，做到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一个样。不容许任何邪恶的念头支配行动，不去干任何不符合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事，这样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品行经得起任何环境的考验，达到运用自如、至诚至善的境界。故而，古人云：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下不欺地，顺天理，安民心，是君子，所以慎独也。
清朝顺治到康熙年间，出了一个“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一位秉持天理良心，一生坚持慎微、慎欲、慎独，对上不谄，对下不欺，殚精竭虑，为民造福，夙兴夜寐，为国分忧之人。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开始入仕为官，被朝廷选授广西罗城县令。罗城是苗、瑶、僮（壮）、汉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境内万山耸峙，瘴疠弥漫，而且几经战乱，百姓流离，田庐荒废。于成龙到这个地方去做官，亲友们都很为他担心。但于成龙却不以为然，安之若素。行前，他给友人写信说：某此行不以温饱为念，所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就是秉持这四字真言，于成龙毅然远离山西永宁老乡，踏上了漫漫求索之路。从山西永宁到广西罗城有六千多里，途中几经险阻，耗时几月，才到达罗城。当时的罗城遍地榛莽，满目疮痍，县城内只有六户人家，县衙只是竹林中三间无门无窗的茅草房。于成龙面对如此境况，仍然安之若素，他亲自插棘为门，垒土为案，挖坑为炊。他到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吏民从容询问民之疾苦”，然后招抚流亡，劝民耕稼，悉罢诸禁。为使社会安定和百姓安居，他组织保甲乡兵，严厉打击盗匪抢劫活动；他体恤百姓疾苦，屡次请求上司放宽徭役，并想方设法从内地运进百姓急需的食盐；他还组织民众修造城墙，疏流河濠；他又建立学堂，创设养济院。经过于成龙七年的苦心经营，罗城面貌大为改观。他在罗城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百姓知道他的生活十分清苦，多次给他送钱送物，他一概婉言辞谢。当他调离罗城时，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哭而返。
由于于成龙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所到之处，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在任四川合州知州时，他致力医治战争创伤，陈民困、革积弊、招流亡、贷牛种，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一个多月时间，州城户口由百户骤增至千户。任黄州知府时，他以智勇剿抚盗贼、平息叛乱，百姓赖以安生；黄州发生严重饥荒，于成龙及时开仓放赈，救活饥民数万人；他调离黄州时，百姓“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涛相乱”。任福建按察使时，于成龙在康亲王面前仗义执言，为民呼冤，救下了数千名所谓以“通海”罪即将被处决的无辜渔民的生命，又多方集资赎回被满兵劫掠为奴的数万良家子女，让他们回家与亲人相聚。任直隶巡抚时，于成龙严禁州县官吏私加火耗，馈赠上司，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
于成龙自奉简朴，二十多年如一日。“日食粗粝，佐以青菜；饥荒之年，屑糠杂米为粥，与仆共食”，就是来了客人，也以此粥相待。他说：“如法行之，可留余米赈饥民也。”他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极其简陋。“几案间蛛丝鼠迹，文卷书册外无长物”。于成龙不爱繁文缛礼，更不喜欢讲排场、逞官威。他赴任两江总督时，既没有驷马高车，也没有前呼后拥；既没有举行告别仪式，也没有张贴安民告示；沿途既不打扰驿站，也不住宿公馆，而是自雇驴车，自找旅店，其是“慎微”之至。到了任所，他一概谢绝地方官员的宴请和馈赠，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欲之至。为了改变江南侈丽风俗，他倡导节俭，并率先示范，致使地方官吏“望风改操”，穿裘服的改穿布衣，地方豪绅也都“减舆从，毁丹垩”（毁掉侈丽的装饰物，婚嫁不用音乐），仅几个月时间，“政化大行”。康熙二十三年春，于成龙病逝任所，将军、都统等地方官员和僚属前来瞻仰遗容，只见“周身布被、袍一袭、靴带各一。堂后瓦瓮米数斛，盐豉数盎而已”。他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南京市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南京、苏州、黄州等地都为之建祠。
于成龙为官二十多年，之所以自始至终保持廉风俭德、苦守清操，就是为了实践当年给友人信中说的“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的铮铮誓言。这句“天理良心”的誓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内心对是非、善恶的正确认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有着“天理良心”。丧失天理良心，那就如孟子说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天理良心是做人的先决条件。任何一个人可以没有功名利禄，可以没有金银财宝，唯独不可没有天理良心。因此，有没有天理良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得失，关系到人民的祸福相戚，也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命运。
于成龙一生所以守住天理良心，这也是他始终坚持慎微、慎独、慎欲的结果。他一生防微杜渐，谨言慎行，时刻用良知和规范要求自己，既能耐得住清贫和寂寞，也能经得起考验和诱惑，从而名标清史，万古流芳，成就了自己光辉的一生。可是，也有些“三慎”全无之人为了升官发财，贪赃枉法，蠹国虐民，其结果必然是如《红楼梦》第一回中甄士隐所说的“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