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原敬一样，加藤高明也是从外交界起家的。不同的是，他的家境很不错，正牌东京大学的法学高才生，毕业后到三菱集团当了高级白领，后来居然成了副总经理和董事长岩崎弥太郎的女婿（三菱的开山祖师，超级有名的日本企业家），完全称得上是顺风顺水的成功人士。加藤曾被公司派到英国学习航海运输，在那里认识了同样留学欧洲的陆奥宗光（伊藤博文的朋友，后来当了外交部长）。因为外语好加上踏实肯干，加藤高明得到陆奥的推荐，弃商从政干了外交官，表现非常出色。1900年，伊藤博文第四次出任首相，让加藤当了外相（日本人把外交部叫外务省，部长就是外相）。后来，他又几次干过这个职务，还当过驻英大使（当时的英国是日本最重要的朋友），成了外交圈子里的老大级人物。1913年，53岁的加藤高明进入立宪同志会，并成为该党的高层领导。
和前面说过的高桥是清一样，加藤这个人独当一面绝对没有问题，但自身的毛病可不小。他的前半生太顺了，养成了一种自我欣赏的三观，不太顾忌别人的感受，喜欢自作主张，有时甚至像倔驴一样固执。加入立宪同志会后，加藤的这些缺点没有什么改进，搞得不少党员对他很有意见。不过，他在政界和商界的人脉很广，个人能力又强，还懂得打理钱财和帮助党组织筹集竞选资金（搞选举需要很多钱，光宣传经费就是一笔大数目）。因此，尽管人缘不太好，但加藤高明没用多长时间就爬到了宪政会总裁的宝座上（1916年，立宪同志会合并了几个小党派，改了名），并带领这个党不断前进，与政友会可以平起平坐。在1924年的议会大选中，宪政会获得大胜，成了议会第一大党。在新的联合政府里，首相宝座自然非他莫属。一个新的政党内阁出现了。
三党联合政府成立后，马上开始解决那些火烧眉毛的大事，特别是关东大地震后如何重建家园。当时的经济情况很不好，政府的税收大量减少，所以只有砍掉那些不必要的开支才能拿出钱来。加藤暂时停了很多大工程的建设（比如，新建全国铁路网的计划），裁了不少公务员和政府机构，连皇室的生活费都削减了一些（大正天皇和太子还是通情达理的）。二战前，军队一直是日本国内吃财政饭最多的部门。不裁他们，钱是省不下来的。内阁要求军部配合，马上大量裁人。这一下，军队里炸了锅（谁愿意把自己的铁饭碗砸了）。游行散步、集体上访之类的事闹了不少，甚至还有去皇宫门口大哭的。但是，加藤高明的口气很硬：军队不是一向猛吹忠于国家吗，在这个危急关头就应该和国民共度难关，而且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已经答应和西方共建世界和平；如果不同意裁军，内阁将向天皇提出建议，强行减少拨给军队的钱（根据宪法，削减军费要得到天皇的同意。此时，钱袋子还掌握在政府手里）。军部实在找不出像样的理由来反对，只好制定出一个裁员计划：海军基本不动；陆军削减4个师外加几个军队医院和军校（当时一共有25个师）。最后，大概把陆军里1/5的人清理出去了。当然，军部不可能做赔本生意。吃饭的人少了，但省下来的很多钱被拿去买了不少飞机和坦克等先进武器（如今这些装备很常见，但在当时才刚刚发明出来不久）。裁下来的很多军人被安排到各个学校和村庄去做军事教官，定期给年轻人搞军训（和中国的不同，人家是从实战出发，玩真的）。就这样，军部不但发展了几百万受过专门训练的后备军，还大大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而且提高了皇军的战斗力。加藤的裁军虽然节省了一些钱，但没能真正削弱军部的影响力。
在中国问题上，加藤首相和原敬的看法差不多：不能对外搞侵略，应该和西方一起帮助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1925年底，日本政府公开表示：愿意让以后统一的中国政府自己来决定进出口关税的多少，并保证不搀和中国的内战（此时，国民党已经在广东准备北伐，要和北洋各派势力决战）。日本开始考虑如何与蒋介石搞合作，想在中国统一后从国民党政府那里捞取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在日本看来，这个统一不包括东北和内蒙古）。
当然，加藤首相干出的最大成绩不在经济和外交上。上台不久，他的内阁制定了《普选法》，并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个法律规定：25岁以上的日本男人都可以去投票，30岁以上就能参加议员的选举，没有财产上的限制（妇女还是不能参政）。高层元老、军部和皇室里的很多人对此很不满，但内阁和议会的态度很强硬。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1925年5月，《普选法》终于正式通过，并得到了天皇和高层的批准。在黄种人国家里，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使几乎所有成年男人都可以对政治指手画脚了。日本的民主达到了二战前的最高值。在这个事情上，加藤高明和他的伙伴们的确有大功劳。
但是，就在4月份，一部《治安维持法》冒了出来，里面规定：任何想改变国家根本制度或者反对私有财产的活动和组织都是大逆不道；只要是参加的人就必须抓起来，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时，日本已经有了共产党和许多信奉社会主义的老百姓。皇室、元老、军部和内阁都担心一旦开放选举，一些支持共产主义的危险分子将进入议会，于是制定出这部法律来预防。当然，一些聪明人看出了《治安维持法》的巨大危险，搞不好会葬送日本的民主和法治，但这样冷静的人实在太少了。在众议院的四百多个议员里，只有不到20位反对这项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几年后，《治安维持法》又做了不小的修改：违反的人最高会被判死刑；警察和宪兵只要怀疑某人参加了非法活动或者有危害社会秩序的可能，就可以“预防性”抓起来。从此，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可以只凭“怀疑”就随便抓人关人。只要扣上“改变国体”或“共产主义分子”的高帽，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能被抓进大牢。更可怕是，日本的警察部门和军部的关系不一般（开山祖师都是山县有朋）。在军队的支持下，警察系统设立了“特别高等警察”（影视剧里经常提到的特高科），搞出不少黑监狱和酷刑，专门对付那些看不顺眼的家伙（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一部漫画里提到过二战前的秘密逮捕和严刑拷打）。1945年10月，刚刚来到日本的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非常震惊，强逼投降才一个月的日本废除了《治安维持法》，并解散了特高警察部队。
有一种说法是：加藤高明急着实现普选，所以用《治安维持法》来换取高层对《普选法》的点头。这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加藤和大多数政党人物对共产主义非常害怕（苏联发生的事让他们很震惊），还严重低估了《治安维持法》的副作用，所以他们也赞成加强“治安管理”，反对赤色分子，最后却为日本的民主和法治挖了坟墓。日本人争取到了选票，但同时被带上了铁镣。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这副铁镣会越来越紧，最后将选票变成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