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凯萨医院，妇科诊室。窗下的茶几上，一粒小小的白色药丸，一杯冰凉的矿泉水。
丈夫刚才陪我到这里，把车子停进车库，走出来时正下着雨。基利大道两旁，远一痕近一丛嫣红，那是桃花。门诊部大楼前的几树，格外招眼。
李察医生把药丸和水递过来已经好一阵了，我却对自己说：“等一等，再等一等。”“这粒药丸，功用是终止早期妊娠，服下后一天便发生效力，你得有个准备，会有大出血。”温婉的女医生，怕惊吓了我似的，尽量把语气放轻。
“大出血？”我蓦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愣愣地盯着医生。
站在一旁的老公眼圈红了，别过脸去。我对他说：“你到外面去，我一会儿就来。”
诊室静静的。我，一位母亲。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正在腹腔里挣扎。还有医生。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脸贴在窗上，雨珠在玻璃上滚动。医生在埋头看病历。时钟在头顶滴答地响着。
旧金山的春雨，忽悠悠，软绵绵，让我想起上海的黄梅天。我的眼睛蒙眬起来，心神恍惚起来。雨从无色透明，变成楼下梧桐叶子的新绿，再变成上海弄堂里冬青树的墨绿，进而变为当年母亲所在癌症病房午夜的漆黑。我把视线投向门前的桃花，伞形的嫣红漫开来，那是血丝的颜色。初看，淡红有如新生婴儿的肌肤，愈看色彩愈浓，终于，变成猩红一片。风大起来，这会儿站到桃树下，目击的是怎样触目惊心的血雨。
血雨也在心里下着。啊，血，生育，血泊里的临盆，临盆中的血泊。上一次怀孕之初，我凭着两次习惯性流产的经验，从不寻常的出血中察觉到，流产的先兆又出现，我一咬牙，辞掉很有前途的工作，卧床足足四个月，连下楼都不敢，以为胎儿保住了。到了中期做Ｂ超，结果却是“胎盘前置”，再回到床上去。到临盆才叫九死一生。丈夫送我到产院，途中山洪爆泻般的血，几乎把汽车的坐垫浸没。没进手术室，预见到事态危急的医生们早已严阵以待。我被推到水银灯下，主刀医师要我马上选择：顺产还是剖宫产，我毫不犹豫地选择顺产，为了孩子的安全。隔壁的产房产妇在声嘶力竭地叫喊，我却咬破嘴唇，死死忍住剧痛，为了积聚全部生命力，作最后的一搏。因为子宫已经过分充血，稍有差池，不但婴儿在盆腔内窒息，我也可能就此丧命。我在血海中漂游，时而沉没，时而上浮。灵魂游走在阴阳的交界处。我奋力一拼！一声脆亮的啼哭，儿子健康地诞生。新的生命是血海里跃出的朝阳。丈夫看我，我看丈夫，两张死灰一样苍白的脸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现在，医生又作警告：血潮要来了。但是，这次不意味着婴儿的诞生。我凝视着手中的药丸，眼泪滴答落下。
“感觉怎么样？”李察医生问。我说：“还好。”丈夫闪身进来，有点胆怯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很急，要赶回去上课，又不敢催我。
终于，我仰起头，将药丸放入嘴里，“咕噜”一声吞下，再喝光一杯冰冷冰冷的水。
为了这个刚刚成孕的胎儿，我和自己斗，和丈夫斗，和包括最疼我的亲生父亲在内的亲人斗，持续了两个月。焦点是：胎儿该不该要？“要”的下一步是：养得起吗？第一次产后坐月子，每天深夜得起床五六次，为号哭不止的儿子哺乳，换尿片，这些我倒能对付。一次次看见自己产后涌出的红褐色淤血，却总是心惊胆战，让我想起孩子降生前千钧一发的决战。
然后，是无日无夜的艰难生计。新世纪开始后，“硅谷神话”宣告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从顶峰的五千多点下跌至一千多点。众多曾经炙手可热的高科技公司裁员、倒闭，我夫妻所持的科技股缩水，价值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刚买到的房子，每个月要付抵押贷款的本息，接着是电费涨价，煤气费飙升，账单—信用卡的、房屋保险的、汽车保险的、医疗保险的、牙医的……每个月老实不客气地抵达我家的信箱。可怜的老公，每天早上七八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有时两口子埋头吃饭，饭桌对面忽然没了声息，我抬头一看，饭碗筷子放在旁边，他伏在桌上呼呼大睡。儿子长到四个月，我交付给日托，自己去找工作。在一家公司任中文打字员，从下午4点干到凌晨1点。到夜晚，孩子只好又扔给白天累死累活的丈夫。
襁褓中的儿子才不管大人的苦恼，到了晚上便哭喊着找妈妈，由于习惯了母乳喂养，儿子不愿用奶瓶吃奶，一饿就直着嗓子大哭，不肯睡觉。每天深夜我下班回家，一进门直奔婴儿床，一脸倦色的丈夫示意我小声点。我蹑手蹑脚地走近，捻亮台灯，儿子的小脸上，泪水闪着晶莹的光，我知道，儿子是哭累了，没劲号才不甘心地睡去的。我多少次想向丈夫说：“我该辞掉工作，回来当全职主妇，好不好？”但没一次说得出口，因为答案早已明摆着。
孩子学会走路以后，我打算把他送到全日制托儿所去。那天，验孕棒上刺眼的红线却告诉我：又一次怀孕。马上，又出现习惯性流产的先兆。半是又当人母的惊喜，半是对“重入牢笼”的恐惧，我把消息告诉老公。他这回发出的，却是住家男人的叹息：“太累了……”我茫然不知所对，不识好歹的儿子抱着小皮球，蹦蹦跳跳地扑向我的怀抱，红扑扑的脸蛋一个劲地往怀里拱：“妈妈抱，妈妈抱。”我心里一阵颤抖，大喊一声：“不行！”丈夫惊喜地问：“你——同意打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我紧紧护着腹中的小生命，我是母亲，是一个曾经梦想生一大堆孩子的母亲！我紧紧地搂着两岁大的儿子，生怕他随时会给人夺走。
不知是丈夫背地里找来的，还是我的表姐出于神圣的责任感，这位从小就充当我的监护人、指导员和死党的漂亮女子，从圣荷西赶来，开门见山地训我：“你老公是对的，穷成这样，还想再要？”我辩解：“那么多穷人，不是也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吗？”
担任程序设计师的表姐，对付我这个问题，就像对付电脑上的程序：“好！我来分析：你现在起必须躺床保胎，饭碗没了，一个月一大笔收入丢了。儿子怎么办？老公已经累到这个份上，你不想做寡妇吧？两个小不拉子，要请几个保姆？将来上幼儿园，每个月少说要1000块，吃穿用和交通开销没算。再往后，学才艺，开销又是多少？学钢琴一个小时少于60美元，门儿都没有！亏你夸下海口，将来送儿子去念贵族学校呢……”
我找理由来反驳：“你没看见，许多家庭领救济金，不也活得很好吗？”
表姐扑哧一声笑了，用食指戳着我的脑袋，恨铁不成钢地说：“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谁不望子成龙！孩子要生就得好好养，要么别生！”表姐的话句句在理，可是理智遭遇“母亲”毫无例外地被打得落花流水。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胎儿很健康。我问医生，是否会再次发生胎盘前置。医生说，妊娠初期不能作出预测，不过，现在看，情况很乐观。我看了“荷尔蒙指数”一栏，它高于正常值，听人说，这意味着胎儿很可能是女性。我将有一个女儿！脑海里泛现了一个头戴蝴蝶结，身穿花裙子，又漂亮又伶俐的孩子，嘻嘻笑着，向我张开臂膀扑来，就像我当年扑向在病床上接受化疗的妈妈。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咬了咬牙，对自己讲：不打！
急三火四的表姐，见说不通我，当着我的面致电我远在上海、已经退休的爸爸，将情况一一分析给他听，我在旁气呼呼地听着。最后，表姐像法官念判决词一般说：“你的宝贝女儿，这么做，害老公，害自己，还害上儿子！”
表姐说罢，将话筒递给我，要我和父亲说话。我，和我相依为命的爸爸，都沉默着，话筒传来丝丝的电流声。少顷，爸爸一字一顿地说：“不要再让爸爸操心了吧？原以为你在美国安定下来，苦是苦点，孩子大了就好了，可是……”爸爸哽咽起来，“爸爸活不了多久了，你不能让我安安心心地走吗？”电话从手中滑落，我背过身去，对表姐说：“帮我拨通医生的电话。”
午夜，小腹一阵绞痛，血一滴滴落在浴缸内。第二天早上，血液如拧开的水龙头一样流，情况跟上次临盆前相像。我跑进厕所，坐在马桶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落下，我赶快看马桶内，一颗鸽子蛋大小的血块在漂浮，这就是胚胎，被剥夺了活的权利的亲骨肉。一阵晕眩，几乎跌倒。我步履蹒跚地挪向床前，坐着发呆，眼前一条血路，从浴室延伸到床前。我疲倦极了，瘫在床上，裹紧白被单，蜷缩成子宫里婴儿的模样，昏昏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已近中午，不知什么时候，丈夫把儿子放在我的身边，然后上班去了。小宝贝乖得出奇，也许晓得妈妈刚刚经历了一场磨难吧。醒来以后破例不捣蛋，自家拍小手掌取乐。我欣慰地笑了。
我看着地上来不及清理的血痕，轻轻吟起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风吹开窗帘，泻进阳光，有如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