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日本沟这个一贫如洗宛若人间地狱的村子，突然成了全印尼瞩目的焦点。
事缘印尼著名摄影家暨文化与社会工作者陈冬龙先生，本着关怀同胞的心，单身匹马深入日本沟村，以精确的镜头捕捉了现实生活里一个个凄惨悲酸的故事，编成了摄影集，题名《来自乐园的泪影——西加贫苦华人生活写真》。接着，他又以《西加贫穷华人的苦难》和《贫穷不分族群》为主题，在印尼八个城市举行“摄影巡回展”，日本沟村那些在生活泥沼里苦苦挣扎的华人实况大大地震撼了全印尼各阶层的社会人士。印尼的千岛日报详细地加以报道，接着，香港的凤凰台、台湾的大爱电视台、印尼的美都电视台，全都拉队到日本沟村进行拍摄。触动人心的纪实影片播出后，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关注。我看了凤凰台以“唐人街”为栏目的纪实影片，看着时，着实为日本沟村那种一无所有的赤贫、那种简陋至极的落后、那种疾病与臭气齐齐氤氲的惨况而瞠目结舌、而热泪盈眶。
最近，陈冬龙先生的第二部摄影集《拍出贫穷孩子的希望》又面世了。他在新加坡与我晤面时表示：贫穷和愚昧往往是如影随形的，唯有脱愚才能脱贫，因此，帮助孩子接受教育，是当前最实际的行动。他恳挚地说：“从孩子做起，让他们有书可读、有校可进，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鉴于此，他于两年前成立了一个名为《希望列车》的义务组织，在十余名志愿人士的协助下，通过各种活动筹集善款，将孩子一个一个地送进学堂里。他强调着说：“教育，是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一项最为有效的方法！”
有人指出：照相机在陈冬龙先生手中有如一把利刃，切开了表层的华丽肌肤，深入别人看不到的肌体，从而揭开了许多原本密密地遮盖着的真相。
我翻阅陈冬龙先生的摄影集，觉得他在为照相机装进胶卷的同时，也慎重地装入了道德的勇气和民族的良知！
落伍
朋友是四川某大报资深的摄影记者，拍照时，用的不仅仅是相机，还加上了自己的一颗心，所以，常常能够拍出效果独特的照片。
最近，到成都去，他用数码相机为我拍了一组照片，看了非常喜欢，要求他把照片邮寄给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听便哈哈大笑，说：
“啊，在中国内地的文化圈子里，邮寄照片这码事早就落伍啦！”
看到我一脸错愕，他解释道：
“现在，多数人使用的是数码相机，照片的传递全靠电邮。”
啊，来势汹汹的数码相机，已像蝗虫般，蚕吞了所有传统摄影的作业方式了。
现在，外出旅行，看看前后左右，旅者手里拿着的，十之八九是数码相机。那些手执传统相机而专注地眯着一只眼睛取景的人，好像是从线装书里走出来的，古里古气，有着一种属于十八世纪的老朽气息。
我不愿做时代的落伍者，便也买了一架数码相机。
初用它，疯狂似的爱着它。
爱它那“现拍现看、随拍随删”的功能。
真是太方便了。
过去，不论拍景色抑或是拍人物，在按下快门前，总是左看右看，谨慎地看、仔细地看，觉得万一无失了，才“喀嚓”一声将它摄入镜头。现在，知道拍了可以立刻检查，检查过后又能够随意删除，便放心地大拍特拍，毫无顾忌地拍、轻松自在地拍。
往昔，照片拍坏了，总在冲洗出来之后，才在无可挽回的大遗憾里，心痛难抑地惨叫连连。如果那些是富于纪念价值的照片，胸口的痛，永难消退。
数码相机可不同了，拍得好不好，当场便知道。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在删除百张之后立刻又再重拍百张，再三再四地拍，借以确保效果卓著。不过呢，一个铜板有两面，它的优点却也正是它的缺点——因为使用太过便利，又不必受到胶卷的限制，往往拍得得意忘形，同一个景点连拍多张也不自觉。此外，少了刻意经营的那份谨慎，拍成的照片也流现出一种过于随意的散漫。
六月，来到四川被誉为“人间仙境”的九寨沟，被那旷世之美迷得神魂颠倒，发狂似的拍，拍拍拍、拍拍拍，乱拍、滥拍。拍了当场检查，觉得张张都漂亮，帧帧皆可取，于是，全都保留。
旅行回来，送去冲洗，照片居然多达五百余张！许多照片，复制也似的相似，真是浪费。
把照片整理好，送去给素来喜欢摄影的国平弟弟观赏。他一看到那本又大又厚的相簿，便哈哈大笑，说：“啊，你也未免太落伍了吧？”看到我一脸错愕，他说：“现在，许多人都习惯把照片收在电脑里，谁还耐烦又冲洗又整理又储存的，多繁琐！”我老土地问道：“那么，旁人怎么观赏呢？”弟弟应道：“就在电脑屏光幕上看呀！”说着，他启动了电脑，置入光盘。照片就在大大的屏光幕上，好似走马灯似的，一张一张自动地流转着、流转着……
嘿嘿嘿，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日新月异，一个不小心，便成了活在线装书里的人……
为珍珠系线的洋人
我是在中国三江县程阳村结识这位名字唤作麦克的美国人的。
程阳村是中国少数民族侗族聚居的村庄，我们下榻于一户侗族的家。有一天早上，天气出奇的冷，主人在屋内燃柴生火，簌簌发抖着的我，坐在火堆旁烤火，和主人闲谈。
这时，有人敲门，门开处，有一名身高六尺余的洋人热情万分地喊道：“嗨，我又来了！”
让我至感意外的是：他说的，居然是字正腔圆的华语！
“啊，麦克！”主人高兴地喊道，“快进来，这次准备住多久呢？”
“一个星期吧！”
“还是让您住在楼上那个房间吧？”
“好，没问题。”
放下行李，也坐到火堆旁，友善地与我们搭讪。他是语言学家，五年前，对于深具图画美感的象形文字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居然便在“之无不识”的情况下，由美国的德萨州只身飞来中国。他不愿到洋人聚集的北京去凑热闹，特地选了洋人极少的柳州作为定居处。入读当地的语言专科学校，白天啃书，放学后便到处去逛，去听、去看、去感受。回家后，温习、咀嚼、消化。如此日夜拼搏了两年，听和说都无大碍了，再多学一年，书写和阅读也掌握了。
“天天勤读报纸”，是他学习语言的窍门。他指出：阅读报章，困难度大，挑战性高。每份报纸都好像是一部雏形的百科全书，词汇多如过江之鲫，通过不同的版面，可以学到各类专有的名词。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顺畅地读通整份报纸，基本上便可以说是掌握了那门语文了。
目前，麦克已将“面”的学习转入了“点”的钻研，他研究的课题是侗族的语言文化。
他侃侃地说道：
“侗族共有八种方言，侗族传统与家庭概念强，一般家庭成员都以方言沟通，所以，侗族的口头语是绝对不会死亡的，足堪忧虑的是书面语，由于现实社会里全无应用的机会，许多侗族都不会写了。如果现在不努力挽救，恐怕假以时日，侗族文字便会永远消失了。”顿了顿，又说，“侗族能歌善舞，许多山歌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跳跃性的生命力，然而，今天，许多侗族仅仅会唱而不会写，没有文字记载的歌曲，是不能永远流传的。”
“是啊是啊，”杨姓主人这时插口说道，“以前我丈夫追求我时，天天在门口唱山歌，我听得高兴，便开门让他进来，那种日子，真美丽。可是，这些山歌，我儿子一首也不会唱了。”
我感慨地说道：
“以后，可能侗族还得远到美国去寻找他们的根呢！”
麦克一听这话，立刻便正色说道：
“我研究侗族的语言文化可不是要将成果带回美国。我最大的目的是帮助侗族保存自己的根。让我打个比喻吧，侗族的文化就像是一串灿然生光的珍珠，可是，串着珍珠的那一条线已逐渐松脱了，我希望我能在珠子坠落散失之前，帮助他们重新把线绑好系紧。”
侗族幸运，因为他们碰上了像麦克这种捡海星的人。
但是，要真正地保留一门语文，要好好地保存一种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民族本身的觉醒。
附录
“放只萤火虫在心里——尤今和她的散文创作
一
尤今总也不显老。认识她已经二十年了，每次见她，总是乐乐呵呵的，很快乐的样子，一笑起来，发自内心的爽朗大笑，很有爆发力，一点儿也不遮遮掩掩。从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这样，二十年过去，她还是这样。
第一次见到尤今，还是在上世纪，1991年秋天。那时被称作是“新加坡的三毛”的尤今在中国内地刚刚走红。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下子推出了包括她的成名作《沙漠中的小白屋》在内的五本散文集。一位姓汪的女编辑陪同她来到上海签名售书，由当时的上海新华书店负责接待，安排她住在某宾馆。南通市社科院的钦鸿先生是上海人，他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较早，认识尤今，约我一起去见见这位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华文女作家。那天，也许是接待方安排的活动较多，尤今回到宾馆已是晚上快十点钟了。钦鸿先生把我介绍给她。她就笑呵呵地与我攀谈起来，一点都没有生分的感觉。听说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是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她说她知道钱先生，很钦佩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有空想去拜访他老人家（后来她果真去拜访了钱先生）。然后我们又谈了些别的事情。虽然相谈甚欢，但考虑到她已劳累了一整天，明天还有活动安排，我和钦鸿便向她告辞。临走，她欣然与我合了影，这张照片我至今都保留着。
再见到尤今，已是十年之后。2001年9月，重庆师范学院成立“尤今研究中心”，聘请钱谷融先生担任研究顾问并邀请他赴渝为该中心成立揭幕。我想，这恐怕正是出于尤今本人的意愿或建议，因为她说过她很佩服钱先生的文艺识见。当时我也受到了出席“尤今研究中心”揭幕仪式的邀请。主办方担心钱先生年事已高，特地关照我在旅途中对年届八旬的他多多照顾，我自是义不容辞。我知道，钱谷融先生此次赴渝，除了负有为“尤今研究中心”揭幕的使命外，他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凭吊故地——抗战时期他曾在重庆中央大学念书，学校旧址就在如今重庆师范学院所在地沙坪坝，这里给他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二是希望能在回程时再亲眼看一看长江三峡，他担心一旦三峡工程上马后，许多景观将受灭顶之灾。我陪同钱先生抵达重庆后，与尤今二度相逢。她对钱先生的到来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和敬意。我们不仅一起出席“尤今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还和“巴蜀怪才”魏明伦等文友一起合影留念。不过，那次尤今并没在重庆待多久，她说她在新加坡担任一所中学的全职教师，每周有许多课要讲授，所以不能久留。我想，她写了那么多书，竟然还只是一位“业余作家”。她告诉我：在新加坡当全职教师很累，很累。我问她：平时怎么写作？她说：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4小时。我惊诧不已，不由得联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下总会有的。
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又是十年过去了。今年冬天，在香港和广州召开“第三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研讨会”期间，又见到她。三度相见，她还是那副模样。头发修剪得短短的，收拾得清清爽爽但又有款有型。虽然在这之前，从2008年“雨虹丛书/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约稿开始，我们就保持着电子邮件的联系，她还在2009年3月寄来了《菩萨的境界》的文字稿，但我和她，还有诸如陈若曦大姐、木令耆大姐、丘彦明大姐等旧雨新知的相聚，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和快乐。她告诉我：如今她已经“退休”，不再担任中学教师，所以睡眠时间多了，而且不用再为学生的事情操心。我真为她毅然“放下”教职而专职写作感到高兴。我们一行从香港中文大学，再到广州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再到从化碧水湾温泉，再一起乘上返回香港的大巴，一路上谈笑风生的尤今，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联想到她的实际年龄已届花甲。于是，我确信，有的人确实永远不老，因为她内心始终是快乐的。这一点，她自己也不否认。她在散文《在门外挂串风铃》中说：
许多人对于我长年长日都能保持心境的愉快觉得迷惑不解。问起时，我总简简单单地说道：
“心中脑中没有阴影，生活里自然也不会有阴影。”
对于我来说，整个人生，实际上就是一场又一场有趣的游戏。求学、恋爱、工作、旅行、写作，通通通通全都是游戏。不论参与的是什么游戏，我都抱着“三全主义”——“全心投入、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为的呵，仅仅仅仅是替每一场游戏画上一个个圆满美丽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