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蒂。
抬起头，我从反光镜里看见科斯蒂的脸，冷漠而严肃。
“快到了，亲爱的！”
事实上，车子开出格拉斯哥之后，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到达格拉斯哥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快到了”，从谷歌地图上看，已经非常接近了，我们已经穿过了半个苏格兰，不是吗？看，不用多久就能到了，也就两步路了。
然而，就像唠叨鬼嘴里那长得说不完的故事，这条路也没有尽头。现在，我们在可怕的兰诺赫高地迷了路。
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两天以前，安格斯给我们寄来了钱，让我们坐飞机到因弗内斯，他会去机场接我们，而其他家具物品，则由我们雇佣的工人搬过去。
可这样做，我会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冲动，想带着科斯蒂和宾尼，驾车走过这一段长长的路程，况且，迟早也需要有人把我们的车开到斯凯岛。所以，我坚持带着科斯蒂开车走过全程，从英国的最南端，一路开到英国最北端，在赛尔基停车场跟安格斯会合，一同饱览托兰壮美的海景。
现在，我却后悔了。
四周一片荒凉，漫无边际。兰诺赫高地宛如一个巨型绿碗，阴沉抑郁，这里远古时期好像是冰川。一条条肮脏的深棕色小溪，将酸性土壤分割开来，看上去，这片土地仿佛是被生生切开，然后又缝到一起。
我透过后视镜瞄了眼科斯蒂，然后又瞟了眼自己。
自己其实不想这么做，但却不得不做：我必须把这一切再过一遍，我必须搞清楚科斯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它们的肇因是不是由那场变故，由我们生活中可怕的裂痕所导致。
就是这样。
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在因斯托。
大约十年以前，我父亲和母亲，在北部德文郡沿海因斯托的一个小镇退休。我父亲的事业不算太成功，不过他们还是攒到足够的钱，购买了一栋大房子。房子位于河口处，正好可以眺望那条宽阔静谧的大河。
这栋楼房挺高，共有三层，附带好几个阳台，便于观赏风景。房前有一个中等大小的花园，后面有一大片斜坡，是长满青草的牧场，里面有许多兔子。在顶楼，透过绿色的海岬，能够眺望到远处的大海。坐在洗手间，就能看到驶向布里斯托海峡的挂着红帆的轮船。
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父母在因斯托购置的这幢房子，觉得它是在可爱小城中的可爱小楼。当地酒吧里尽是水手和帆船爱好者，不过他们并不会整天夸夸其谈。在英格兰而言，这里的气候也算是好的，西南方向吹来的海风清新怡人。你可以带上培根和绳子，到码头周围去抓螃蟹。
很快，因斯托便毫无悬念地变成我们一家度假的首选去处。安格斯和我，都觉得父母的房子既漂亮，又便宜，还非常方便，而且，我们还可以带上女儿，到这里，自有对她们百般疼爱的外祖父母，悉心照顾她们。
事实上，我父母对这对姐妹的确是百般宠爱。一半是因为她们非常漂亮，非常可爱（在她们不吵架的时候）；一半也是因为我弟弟是个喜欢四处漂泊的浪子，不愿意成家安顿下来。于是，这对姐妹就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也是唯一能让他们获得天伦之乐的孙辈。
结果，一到假期，我父亲就盼着我们赶紧带着孩子回来度假，而我的美国裔母亲，虽然平素比较安静、内向和保守（我很像她），可对这两个孩子的态度，简直可以用狂热来形容。
记得那次，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兴奋地问：“这个夏天你们怎么安排呀？我已经准备批准你们再来因斯托度个假。”这已经是我们第七次或者第八次回去了，太多次都数不过来。有人免费帮我们看孩子，这条件太具诱惑力，孩子们跟外公外婆一起的时候，我们俩就可以美美地睡个好觉，享受二人世界。
可是，谁想到，这却成了我们去那里的最后一次。
我一大早开车带着孩子们出发。安格斯在伦敦耽搁了，不过后来还是按时赶到。我父母出去喝东西了，当时，我正坐在厨房。
厨房宽敞而通风，父亲和母亲几乎什么事都在这里做，因为这里有屋子中最美的风景之一——一张漂亮的大桌子。
当时，房子里很安静，我一边看书一边喝茶，打发这个漫长而美好的夏夜。窗外，海岬和海湾上方的深蓝色天空显得异常瑰丽。双胞胎姐俩已经晒黑了，我想，她们一定是在海滩和花园里玩了一下午。这里的一切都很安全。
接着，我听见一个女儿的尖叫声。
这个声音留在我的脑海，永远不会抹去。
永远不会。
此时，我紧握方向盘，依然开车行驶在兰诺赫高地上，现在是上坡路。不知自己能不能抛开过去恐惧的阴影，让它在反光镜中渐渐消散。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过去有没有什么被忽略的线索，能够解开这个可怕的谜团？
继续回忆。当时，我坐在厨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孩子们应该是在草地上玩耍乘凉，可这声可怕的尖叫声分明是从楼上传来的。我感到内心一阵慌乱，赶紧冲上楼梯，沿着过道去寻找她们。不在这里，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带着隐隐的预感，我跑进一间空卧室，然后又是一间带阳台的卧室。阳台距离地面有二十英尺高。
该死的阳台，如果说，因斯托有什么让我讨厌的地方，就是这些阳台，每个窗户都带阳台，安格斯也不喜欢这些阳台。
我们总是叮嘱孩子们，不要靠近这些阳台，上面的铁质护栏，不管对大人还是对孩子来说，都太矮了。可是，它们又如此诱人，因为站在上面可以享受大河独一无二的美景。我母亲喜欢坐在阳台上，一边看瑞典悬疑小说，一边喝超市买来的霞多利葡萄酒。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那些阳台撕扯着我的内心，给我极不好的预感，当我冲进一间卧室，正好看见一个女儿的侧影，她穿着白裙子，站在阳台上大声尖叫。
吊诡的是，那一刻，她的侧影看起来好美：落日的余晖洒在她的头发上，她宛如唱诗班的天使，头上戴着炫目圣洁的光环，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画册中耶稣的孩子，虽然她当时深陷冰冷凝固的恐惧中，大声地喊叫。
“妈妈，妈妈，妈妈，莉迪亚，是莉迪亚，她掉下去了，妈妈，救救她，妈妈！”
那一瞬，我僵住了，死盯着她。
接着，我压住恐慌，朝阳台护栏下方望去。
是的，那是我的女儿——摔在平台上，鲜红的血从她嘴里涌出来，像一个填满红色亮液的对话框。她坠落的身体像一个图标，胳膊和腿伸开，像纳粹党的标志。
一看到她身体的形状，我就知道情况不好，但我还是迅速冲下楼，把她依然温热的肩膀搂在怀里，去触摸她银白色的胳膊上的脉搏。就在那时，我父亲和母亲也恰好从酒吧回来，走到房前的小路上，正好目睹这惨痛的一幕。他们停下脚步，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母亲大叫起来，父亲在慌乱中掏出电话叫救护车，我们争论着该不该移动莉迪亚，母亲再次尖叫起来。
接着，我们含着泪来到医院，跟那些年轻得不可思议的医生讲述事情的经过。那些穿白大褂的青年男女，目光中充满疲倦和歉意，纷纷低声为孩子祈祷。
急性脑膜下水肿，重度放射状撕裂，视网膜出血症状……
莉迪亚一度陷入无意识状态，让我们惊恐万分。这时，安格斯赶到医院，同样担心不已。我、安格斯、我父亲，还有所有医生和护士，集中到同一个房间，这时，女儿稍稍动了一下，眼睛微微睁开，嘴里插了许多管子。她的目光中带着歉意和难过，仿佛要跟我们道别，然后重新闭上，再也没有睁开。
我憎恨这些记忆。我记得，莉迪亚被宣布死亡以后，有个医生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居然毫不掩饰地打了一个呵欠，显得她刚值了一个长长的班，另一个医生则说我们“很不幸”。
这个可怕的消息，从技术上讲，却是正确的。几个星期之后，我的精神恢复到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打字的程度，我发现，许多小孩从三十英尺甚至四十英尺的高度坠落，都能够生还。莉迪亚确实很不幸，我们很不幸。她的坠落太可怕了，我的这个发现，让它显得更可怕，让我背上了难以承受的负罪感。莉迪亚的死是因为我们很不幸，是因为我没能好好照看她。
我好想闭上眼睛，把自己跟世界隔绝起来。但我是在开车，不可能这样做。于是，我只有继续开车，继续质疑世界，质疑我的记忆，质疑现实。
坠落的那个女孩到底是谁？我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我最初认定躺在那里死去的是莉迪亚，是因为活着的那个女儿是这么跟我说的：
“妈妈，妈妈，快来，莉迪亚掉下去了。”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自然就信了。因为当时也没有更快捷的方法能把她们二人区分开来。因为那天，两个女儿穿得一模一样，都穿着漂亮可爱的白裙子，也没有蓝色或者黄色的标记可以区分二人。
不是我干的，是姐妹俩自己的主意。早在假期几个月之前，她们就要求，要穿一样的衣服，要留一样的发型，让她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妈妈，坐到我们中间来，给我们读书吧。”仿佛她们像重新合二为一地融合在一起，似乎她们已经厌倦了这一段彼此独立的生活。
事实上，在莉迪亚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有那么几次，姐妹俩早上醒来会跟我说，她们做了同样的梦。当时，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们，现在依旧不知道。这可能吗？双胞胎做同样的梦？
真的吗？
我脚踩油门，让车子驶过一个弯道，似乎这样催促自己，就能让自己在海边找到答案。然而，假使真的有答案，它也只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安格斯和我答应了女儿的迫切要求——打扮得一模一样人。因为我们以为这就是她们成长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就像长牙期和易怒期一样，而且，这个要求也不难满足，因为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她们的性格、通过她们吵架的不同方式，来区分两人。
可是，那天，当我跑上楼梯，看见一个女儿，穿着白裙子，光着脚，惊慌失措地喊叫的时候，根本看不出她的性格，也根本分不清是哪一个，只知道是姐妹俩当中的一个，在大声尖叫。她喊道：“莉迪亚掉下去了！”我是根据她的这句话，判断出她是科斯蒂。
我们会不会搞错了呢？
我不知道。我感觉自己仿佛迷失在灵魂的镜厅之中，被那个可怕的句子一遍又一遍地刺痛着。
“妈妈，妈妈，快来，莉迪亚掉下去了。”
那一刻，我失去了我的女儿，我的生活分崩离析，周围变成一片黑暗。
此刻也是，我伤心地颤抖起来。回忆的力量如此强大，让我无力抵挡。泪水涌上眼眶，握住方向盘的双手开始颤抖起来。
够了。我需要停下来，我需要出去，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威廉堡的郊外吗？
哦，天哪，哦，天哪，快停车。
我猛打方向盘，随着车轮的嘎吱声，车子快速驶到一个BP加油站前面的停车场，轮胎溅起地上的沙石，险些撞上一个油泵。
引擎排出几股气体。沉默让人窒息。
“妈妈？”
我抬头看着反光镜。科斯蒂在镜子里盯着我，我赶紧用手背擦去眼中的泪水。我盯着反光镜中的她，她也一定无数次从反光镜中端详自己，端详她的妹妹。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笑？她一言不发，甚至眼都不眨一下，为什么要笑？难道是想吓我一跳？
我必须从这里出来，就现在。
“妈妈去买杯咖啡，好吗？我……我想喝杯咖啡。你要什么吗？”
科斯蒂没有回答，只是双手紧紧攥着她的小豹子。她的笑容显得冰冷直白，似乎什么都知道。莉迪亚偶尔会露出这样的微笑，她是姐妹俩中喜欢思考、略显古怪的一个，我喜欢她这一点。
为了逃离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疑虑，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BP加油站的小商店。
“不用加油，谢谢。只要咖啡。”
咖啡太烫喝不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商店，来到带着海洋味道的原始空气中，努力控制住自己，镇定，莎拉，镇定。
我手捧一杯烫手的美式咖啡，回到车里。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让心跳减慢。接着，我又瞟了眼反光镜，科斯蒂依然沉默。她也没有再笑，而是把脸扭向一侧，一边挠着宾尼的耳后，一边看着窗外公路两边的郊区房屋。这些傻乎乎的英格兰式房屋，带着考究的窗户和花俏的小门廊，放在广袤粗犷的高地背景之中，显得很不协调。
继续，继续，继续。
我转动钥匙，把车子开出加油站，驶上奥古斯都堡方向的公路，经过洛齐湖、加里湖、克拉厄妮湖。这条路好长，我们走了好远。我想起事故发生前我们的幸福生活，那么轻易地就被打碎了。仿佛生活是由易碎的薄冰铸成。
“现在我们快到了吧？”
女儿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出来。我再度看着反光镜。
科斯蒂盯着车窗外的连绵的山脉，它们已经被罩上一层灰色的云雾，似乎又要下雨了。我笑着安慰她说，是的。我开车带着我的女儿、宾尼，还有我们的希望，沿着狭窄的单车道公路，驶向无尽的荒野。
事实上，我们已经快到了。此时，我自己，跟过去的那个我，我过去的生活，我死去的女儿，还有她洒在因斯托海滩上的骨灰，跟所有这些，拉开的距离，感觉恰到好处。如果可能，我还想走得更远。这两天的旅行，我们从伦敦的坎顿一路走到苏格兰，在苏格兰边界过夜，感觉意义非凡，也如实凸显了我们经历的生活变迁。这段路程十分漫长，再无回头的可能。
我感觉我们就像十九世纪的移民，带头向俄勒冈进发。而我，正紧握方向盘，驶离我们的过去，努力不去想车子后面是谁，是那个会跳舞的、徽章上的两个独角兽之一，是她自己的鬼魂。是科斯蒂，一定是科斯蒂，就是科斯蒂。
“快看，科斯蒂。”
我们正在接近斯凯岛。我开着家里那辆生锈的福特福克斯，开过大雨倾盆的旅游目的地洛哈尔什海峡港口，然后，我们继续沿着主干道，向一座环形大桥驶去，雨突然停了。
洛哈尔什海峡灰白色的海水，从高耸的大桥下奔涌流过。接着，车子急速下行来到一个环岛。
我们终于达到斯凯岛。经过一小片居民区，接着就是空旷的原野。
四周的景象阴森却壮美。我的左侧，是倒映着海岛和群山的暗青色水域，起伏的沼泽地蔓延到海边，海面上漂浮着一只孤舟。一大片冷杉林被一条公路切割成两半，这条公路一直向前延伸，直到消失在深灰直至暗黑的远方，不知究竟通向何处。
这样原始瑰丽的景象让人心生畏惧。时值深秋，远处群山间，被阳光渲染的片片彩云，如铺排的火焰，无声却急速地漂移。车子在牧场栅栏边减慢了速度，我看得分外真切：青草上的点点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
我们离奥恩塞只有几英里之遥。公路渐宽，我开始能认出，那些碧绿的山峦和如镜的湖泊，都是自己之前在谷歌图片中看到过的。
“我看见爸爸啦！”
科斯蒂兴奋地指着前方。宾尼低声呜呜叫起来。
我放慢车速，让它滑行，沿着女儿手指的方向，对，她是对的。那边有两名男子站在石头筑成的防波堤上，他们后面是一幢白色带山墙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从那里可以远眺壮美的海峡。我认出，这两名男子正是安格斯和乔希·弗里德兰。乔希的红发分外显眼。
就是这里了，一定是。这就是赛尔基，这就是海边的公共停车场。那边，整齐排列的花园，星罗棋布的田地，还有围绕小港湾的新式玻璃幕墙楼房，那一定就是奥恩塞镇。
这其中，最重要的，我像教堂的信徒般虔诚地抬起双眼，在那边，斯利特海峡的方向，那个带灯塔的小岛——那个被美丽的海水和群山环抱的小岛——就是我们的终点。
这就是我的新家，它的名字如晨钟在我脑海中长鸣。
托兰。
沿着狭窄的小道开了五分钟，车子终于开进赛尔基的停车场，呼啸的海风中，有的船只叮叮当当地准备启航，有的则刚入港准备停泊抛锚，眼前尽是缆绳、三角帆和斜桅杆。我还不太明白这些词汇究竟指什么，相信慢慢会了解的。我将不得不学习一种全新、海岛居民专用的航海语言。各种烦心事中，这倒是让人耳目一新。我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
“哈喽，亲爱的！”科斯蒂从汽车后座小心翼翼地下了车，双脚试探性地踩上地面，在风中眨着眼睛，怀里依然紧紧抱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小狮子。安格斯跟科斯蒂打着招呼。宾尼汪汪叫着尾随科斯蒂跳到沥青地面上。“哈喽，宾尼！”安格斯见到自己最爱的猎犬，开怀笑着说道。
忧伤之中，短暂的喜悦。不管怎样，我终于成功把女儿和狗狗带到这里。
“跟乔希叔叔问好，甜心。”安格斯对正半张着嘴好奇左顾右盼的科斯蒂说道。我们七岁的女儿害羞但礼貌地说了声“你好”，安格斯对我投来又一个微笑，表示感谢。
“这一路还算顺利吧？”乔希看着我问道。
“只有两天，”我说道，“我还能开得更远呢。”
“哈。”
“安格斯，或许下一次，我们可以搬到海参崴，是不是？”
安格斯报以一笑。在苏格兰，他看起来也更像苏格兰人，脸颊更红，胡茬更黑，显得更脏一些，样子更沧桑也更具男子气概。抛开建筑师的紫色丝质领带，现在的他手上满是划痕，头上也多了不少头屑。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为我和科斯蒂定居在这里“打前站”。
“乔希打算用他的船送我们一程。”
“你们呀，”乔希热情地亲吻了我的双颊，“你们呀，还真得弄一条船。没有船，在托兰生活就像一场噩梦，潮水会把你们搞疯的。”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谢谢你，乔希！这正是我们需要听到的，在我们来这里的第一天。”
他孩子气地咧嘴笑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蛮喜欢乔希的，他是安格斯的朋友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尤其是他戒酒以后，完全清醒的状态，因为他也能抑制安格斯酗酒。
我们几个像攀岩的登山者那样，沿着防波堤的台阶，下到乔希的船上。宾尼在安格斯的撵赶下，走在第二个，然后以我们意想不到的优雅姿势，跳到船上。科斯蒂跟在宾尼后面，她显得很兴奋，但却是过去莉迪亚兴奋时那种，平静到诡异的兴奋，身子僵硬，紧盯着前方，似乎患上紧张症，但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如痴如醉的样子。
“都上船了，摇起我的浆来，托兰，我们来了！”乔希为了逗科斯蒂故意喊道。科斯蒂咯咯地笑着。乔希把船撑到深水区，安格斯迅速收起绳索，我们开始了这段迷你但至关重要的旅行，绕过面积大海浪高的萨尔玛戴尔岛，从奥恩塞向托兰进发。
“这里就是那个亿万富翁住的地方。”
我的一半注意力给了萨尔玛戴尔，但另一半注意力集中在科斯蒂欢乐的小脸上：她那浅蓝色的眼睛好奇地眺望着海水、岛屿和赫布里底辽阔的天空。
“妈妈，妈妈，快来，莉迪亚掉下去了。”
这句话突然又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它是我们判定死去的女儿是莉迪亚而不是科斯蒂的唯一证据。但我凭什么相信这句话呢？
也许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她没有理由撒谎。但是，说不定她当时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搞混淆了。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搞混淆，因为在那个改变命运的夏天，姐妹俩经常互相交换名字，交换身份。她们穿一样的衣服，梳一样的发型。那个夏天，她们喜欢对着我和安格斯玩这样的游戏。妈妈，我是哪个？猜猜我是哪个？
所以，那天晚上，她们会不会也在玩同样的游戏呢？接着，悲剧发生了。
她们身份的致命混淆也随之冻结，固化，如同冻在冰里的一块瑕斑。
或许科斯蒂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但是以最可怕的方式在玩。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会笑；也许，她玩这个游戏就是为了伤害我，惩罚我。
可是，她为什么要惩罚我呢？
“好吧，”安格斯说道，“这就是托兰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