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两个地方着蜡染裙以外,其他地区均穿青布或蓝布长裙。裙沿或裙中截均有各色镶边。衣服有的镶兰,有的不镶。大部分都系青布长围腰,并系长腰带。这些地区的妇女所戴方巾也各不相同,有的戴单层,有的戴多层。六盘水妇女头巾为黑白二层,用银链把方巾连同发辫包扎起来,让白布露出边沿。关岭一带只戴单层方巾,不兴戴“更考”。威宁一带少女头戴绣花勒条二十多根,扎裹腿,穿绣花凉鞋,在衣裙外面,另套一件对襟白褂和一条长白围腰,胸部敞开,可以看到大小衣领边沿的花纹图案,颇有特色。
(二)西南地区的服饰
包括望谟、册亨、贞丰、罗甸、安龙、兴义、兴仁等县(市),绝大部分属第一土语区。这个地区妇女普遍穿大襟衣、长裤脚。衣服的盘肩、袖口、襟沿镶有兰干。裤脚为大摺边,或蓝色裤脚镶一截青布和兰干。衣服的长短和裤脚的大小,各地区都不相同。册亨一带衣服较短,裤脚短小,包花格长帕,胸颈挂彩珠项圈,手套玉石或骨制手镯。望谟一带青年妇女把花格帕折叠后缠戴。贞丰一带的衣服较长,裤脚不折边,青老年妇女相同。但青年妇女包的花帕形状如牛角(人称“牛角帕”)。靠近北部的地区,衣裤都较长。而且不镶兰干,衣裤和帕子多为青色。安龙、兴义一带则多包白帕,衣裤亦不镶兰干。望谟打易地区也穿裙,衣裙与西部地区类似,只头上戴的方巾成兰格花纹,垂须部分略长,有如喜鹊尾巴。西南一带地区衣裤已渐不镶兰干,但还穿自织的土布衣服,头上还包花格帕,一些地区与汉族妇女装束完全一样了。
(三)中部地区的服饰
包括惠水、长顺、龙里、贵定、紫云五县及关岭、镇宁的一部分,多半属第二土语区。这个地区的妇女服饰处于改装的过渡地带,所以表现出多样化。大部分已不穿裙,都喜欢穿青、蓝色的衣裤,但头饰却甚复杂。如镇宁六马地区,在清代还穿百褶裙,现在逢过节日和婚丧喜庆才穿。她们喜欢戴银项圈、银耳环、银手镯等,非常富丽。镇宁与紫云交界一带,妇女头上戴大银碗,有的除戴银碗外还横插长银簪;头帕有各种颜色,戴法也因人而异,有的戴成牛角状,有的戴成菱形,有的戴成筒状,有的戴成帽形,有的戴成圆盘形,区域性特征都很浓。惠水一带女青年,喜用市场上卖的毛巾包头,多系各种花色的短围腰。花溪一带则用青帕制成帽形,穿无领大襟衣及长裤,盘肩、袖口、襟沿和裤脚,都镶有兰干,不戴围腰。安顺一带妇女穿着与当地汉人一样。中部地区戴围腰很普遍,各种式样和花纹图案都极精美。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布依族妇女的性格特点和刺绣技艺。
(四)东部地区的服饰
包括独山、荔波、平塘、都匀等县(市),属第一、第二土语区。这些地区大部分已改穿汉装,只有平塘掌布一带的布依族妇女,仍在襟沿、盘肩、袖口、裤脚等处镶有大兰干(即宽花边),头戴自织的锦帕,包头如筒状,颇具特色。其余地区只有系各种花色图案的短围腰为民族特征罢了。
二、服饰的演变
从历代地方史志的记载来看,布依族古代妇女都着裙装,各地布依族古歌中也都有布依族妇女(穿裙)的描写。花溪一带的布依族家庭,母亲过世,必须要给她穿裙装。《旧唐书·南蛮传》记载:“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着细折青裙,多至廿余幅,腹下系五彩挑绣方幅如绶,仍以青衣袭之”。清乾隆《南笼府志》记载当地布依族:“椎髻长簪,银环贯耳,项挂银圈,以多为贵,衣短裙长,衣色青、蓝、红、绿,花绣为缘,饰裙以青布十余幅,细折镶边,委地数寸,腰以长花带数围结于后,带垂若翅。”这种衣饰非常华丽,可能反映了元明以前布依族的服饰特征。清乾隆之后,布依族服饰才逐步发生变化。乾隆《独山州志·苗蛮》也有布依族“妇女渐改汉装”的记载。清人爱必达《黔南识略》也载有荔波方村一带布依族“衣服皆尚青,发挽高髻,斜插长簪”的记述。由此可见清初有的地方已易裙为裤。到现在,有的地区已全改穿汉装(瓮安、安龙、兴仁等县一带),有的还保存了一些古代痕迹(贞丰、望谟、册亨、花溪等县区一带),有的地区则保存得比较完整(镇宁、关岭、普定、水城等县一带)。服饰的变迁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结果。布依族妇女服饰的变化趋势是穿裙的逐步改穿裤,在穿衣裤的地区,袖筒、裤脚逐步改小,衣服逐步改短,而且逐步不镶兰干,但围腰的式样和花纹,则更加精美绚丽。
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来服饰民族特征较浓的西北部、西南部地区,人们的着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校女生,无论在本村还是在乡镇中心学校上学,大多放弃本民族服装,统一穿学生装,外出打工的中青年妇女也基本改穿汉装,只有过年过节回到家乡,才有部分妇女在个别场合偶尔穿戴本民族服饰。因此,在多数布依族地区,目前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常年穿民族服装。至于男性,将服装制作成本民族传统式样的更是凤毛麟角。
第四节居住习俗
一、村落结构
布依族村寨因地形、气候等条件的影响,各有不同,但大多依山傍水,聚族而居。这与布依族主要从事稻作农耕的生产活动有关。布依族是传统的稻作民族,早就会利用水源灌溉,利用平地垦殖农田。因此,大多数村寨都后靠山林,前傍田坝、河流,村边道路纵横,绿树成荫。
布依族村寨的规模大小不等,小的十几户,大的几百户,如贞丰县必克布依寨有六百余户,是黔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布依族村寨。布依族喜欢聚族而居,以一个或几个互有亲缘关系的家族组一个自然村落。这种居住模式一方面是受稻作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传统宗族的内在凝聚力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
布依族的民居建筑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通常住房都建在依山傍水向阳的山麓地带。后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布依族在住房地基的选择方面,除讲究采光以外,也讲究所谓“志向”。建房时都要请阴阳先生来看“风水”,选择住宅基地,找好向山和靠山。开工建房还要推算黄道吉日,按照所选定的日子进行。在“动土之日”,请地理先生下罗盘定方位,由石匠开土安基石,俗称“定中墨”,然后按中墨砌好屋基。
二、民居建筑及其类型
布依族传统的民居建筑是以木质结构为主体的“干栏”楼居建筑,具有浓厚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明代以后,这种建筑在黔南、黔西南的布依族地区十分普遍。干栏楼居建筑有“落脚型”和“吊脚型”两种。
“落脚型”干栏建筑大多数是呈“一”字型的三开间,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也建有五间或七间,开间一般取单数。建筑分为上下两层带矮楼,看上去线条清晰,角度明朗。
“吊脚型”干栏建筑,俗称“吊脚楼”,是布依族世代相传的传统建筑。木质的排式结构,分上中下三层,上层装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养牲口和存放农具。“吊脚楼”一般是半间落地,半间吊脚,屋基也分上下两级,前低后高,级差五六尺,呈“厂”字形。前柱吊脚落于下一级地基上,后柱落于靠坡的上一级地基上。靠坡的后半间为平房,室内多数不隔不圈,用做厨房或堆放农具等物。吊脚的部分在与靠山半间水平处的柱腰上凿榫眼架横坊、楼梁铺板,形成上人下畜的“半爿楼”。
这种房屋一般把正中的一间设为堂屋,堂屋前壁向里移三四尺,开上扇前门。堂屋后壁的正中设神龛,做供奉祖先之用。后门,有的开设在神龛的后面,但多数开在右开间和山墙的一边。堂屋前面的两三层楼,隔成居室,楼的底层用石木围砌做厩,矮楼上堆放粮食,人口多的人家也住人。整个室内形成明堂暗室的格局。册亨、望谟一带的布依族多居住这类建筑。它冬暖夏凉,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家庭富裕的人家还在两侧开间的前檐设置小巧的走廊和栏杆,造型美观,既避免楼房平铺空旷的感觉,亦增添艺术色彩。
“仓房”是布依族村寨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布依族山寨家家户户的屋旁都有一座座凉亭似的建筑,底部用柱子架起来,底座为正方形,顶部为锥形,这就是人们用来装粮食的仓房,俗称圆仓。每座圆仓高8米左右,能装数千斤谷子。
除“干栏”式的民居以外,布依族民居建筑还有土木结构的平房和以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石板房。
平房建筑是汉族建筑文化与布依族建筑文化交融渗透的结果。这种房屋建筑一般为三开间,室内的格局多数由两室一厅组成,左右居室大小不等。通风透光状态良好,冬暖夏凉,居住舒适,修建省工省料,屋顶呈“人”字形,利于泄水。明清以后,黔南都匀附近及贵阳附近布依族修建的住宅,几乎以这种平房为主。在稍边远的山区村寨,传统的干栏楼建筑还保留较多。
石板房是黔中地区的布依族群众因木材缺乏就地取材而建筑的一种住宅。石板房的造型从外观上看与平房相似。一般以三间式为主,也有一正二厢的庭院布局。有些人家还建造一楼一底,楼上住人,楼下为牲圈。这种建筑普遍用石头砌墙、石板盖顶,顶部呈“人”字形,只用木头做檩子和椽皮。室内用石料间隔,石柱支撑,石阶进门。整幢房屋除了几十根木头架设铺板外,其余都是用石头修成。石板房的建筑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大方,风格古朴,与自然融为一体。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布依族群众已逐步改变旧有的居住空间模式,利用现代建筑材料和现代技术建造钢筋水泥结构住宅,与都市的居民建筑无太大差异。
第五节交通运输
交通是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活动的延伸空间的扩展。交通状况,直接关系着一个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交通一方面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制约影响着人们的活动方式与交往方式。交通的变迁状况,显示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
生活在贵州山区的布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范围窄、空间小,其交通具有自然性特征。人们从居住地出发上山砍柴,采摘野菜野果或者捕获猎物,自然而然地踩踏出必经之路。这种原始的自然土路,全然没有人工铺修的痕迹。
布依族多依山傍水群聚族居,为交流产品、发展生产的需要,布依族人民开辟了许多水陆交通线。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或者制作渡河工具。生活在南、北盘江一带的布依族先民,为征服江河的自然阻隔,经历了无数的艰险,曾以竹、木漂流作为简易的运载工具,并逐步把单棵的竹、木连接成竹筏、木筏,后来才使用人造木船,以载人运物。竹筏是布依族人民用来横渡江河的传统交通工具,多用大楠竹数十根连排而成。制作木船的木料,有木棉树,也有杉树,选那些坚韧耐水的木材。船底、船沿的交合处用混合拌匀后的桐油、石灰勾缝,使之不漏水。船篷多用竹篾编结而成,两层竹篾中间夹有竹叶或者笋壳叶作为“篷布”。这些竹筏、木船在南、北盘江,都柳江,剑江等江河面上穿梭自如,形成了布依族的传统水路交通工具。
但是布依族地区的河流河床坡陡,水流急,险滩多,分布密度大,水位与流量涨落变化急剧,航运难以全线贯通,具有典型的山区河流特征,水上运输只能通行吨位较小的木船。由于木船载重量很小,航运艰难,只解决了某些河段及少量物资的运输和对外交往,所以交通相对闭塞。
新中国成立前,布依族人民整日为温饱操心,吃穿没有着落,谁也无力修筑道路,除了村前寨后有部分人工铺的石子路外,几乎都是泥土路,如遇雨天,遍地泥泞,行走艰难,那些羊肠小道更不堪言。为了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布依族地区很早就有养马的习惯,有的地方专用于驮运货物,有的地方专用于骑乘代步。所以,布依族地区的陆上物资全靠肩挑马驮。至于较大运输量或者路程遥远的,则需要靠“马帮”来运输。马作为布依族地区运输工具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较平坦的布依族寨子,也有人向当地汉族学习使用手推车和鸡公车来代替肩挑马驮。这些交通工具,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被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所代替。
另外,在通往布依族山寨的路上还有不少的桥梁。这些桥梁分为石桥、木桥、竹桥三种,在险峻处,还有一种链子桥。石桥分石板桥和石拱桥,石拱桥的建筑技术大约在明代就传入布依族地区。人们在跨沟越涧的地方多建木桥或竹桥,即横跨沟涧排列数根粗竹或树木,并把它们扎稳而成。在南、北盘江之上,还有关索桥、花江桥等几座铁索桥。
在布依族地区,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修建第一条公路,即安顺到镇宁黄果树的安黄公路。到20世纪30年代,黔桂公路、黔湘公路和黔滇公路相继开通,公路才开始纵横于布依族地区。随后又修建了南笼公路、贵番公路等,布依族地区的交通运输,才开始有了初步发展。而到了1939年才开始修建在布依族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即黔桂线的一段,但不幸遭受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两次破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黔桂、黔昆、湘黔等铁路的建成通车,布依族地区的交通运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