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多重要?
此标题将我们引向一个常见误解：认为全球化正在边缘化民族国家并把政客们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然而这个理念得到了管理大师们的大力支持。大前研一发表了一系列反复强化此观点的作品，例如《无国界的世界》（1990年）和《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年）。（尽管大前研一极其推崇“无国界化”，但他的名望还是取决于他向日本讲解美国以及向美国讲解日本的能力。）并且，左派也跳上了“无国界”的游行彩车。加拿大记者娜欧米·克莱因（Naomi Klein）以及众多小“克莱因学说”追随者—如经济全球化领域专家诺瑞娜·赫兹（Noreena Hertz）—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比大多数国家还大。按照这样的思维，这些跨国巨头才是真正的宇宙之主，而相比之下，政府仅仅是其掌中玩物—政府不断调整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及防止国内企业逃往海外。
以上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正在说服一些国家的政府降低贸易壁垒，开辟自由贸易区（最显而易见的是欧盟），它也让人们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然而“表面上”（有道理）是个很恰当的词，民族国家在20世纪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再次迈步前行。
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对全球化的抵制。迈克尔·波特已经详实地向我们证明，公司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国家的差异性。在《国家竞争优势》（1989年）一书中，他主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德国人尤其擅长优质的工程产品和化学药品，日本人擅长微型化产品及电子设备，英国人是擅长流行音乐及出版业，美国人擅长影视业和计算机产业。如果一家德国工程公司去德国化或者变得更具全球化，那它也许就会变得不那么擅长工程产品了；如果一家英国广告公司要去英国化，结果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如果公司想要找到优秀的新员工和供应商，或者更重要的是，要跟进同质竞争对手的信息，那么它需要扎根于发源地。
地理差异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上，也体现在地方层面上。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分析英国谢菲尔德市的钢铁制造业时曾说过，某些技术似乎存在于某些地方的“空气中”。一些卓越的产业中心已是众所周知：硅谷擅长计算机产业，意大利北部的普拉托（Prato）地区擅长时尚设计，好莱坞擅长电影制作。随着时间推移，另一些产业中心也将变得越来越知名。在一个流动性与日俱增的世界里，这些产业中心却反映出了那些难于迁移的顽固资源：这些产业的技术与当地的文化结合得太过紧密，以至于无法被轻易地复制到其他地方。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复制出一个更廉价的好莱坞。
今天的跨国公司不仅不会傲慢地忽视这些地理因素，反而还对它们推崇备至。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众多电子公司都企图在硅谷开辟据点，而已经在那些卓越中心扎根的公司则是进一步巩固根基，例如资助学校和慈善机构等等。公司正在将特定的生产线迁往相应的卓越中心：杜邦将其相关电子业务搬到日本，西门子将其空中交通管理业务搬到英国，而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则把它的个人电脑业务搬到了美国。
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最后一个迷思是：政治已死（或者至少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政治是无关紧要的）。商务人士愿意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认同利润、亏损以及比较利益的理性世界里，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讨论，因为这样的讨论可能会疏远潜在客户。对于企业而言，最好是空洞地说些乏味的陈词滥调就让收银机响个不停，而不必参与严肃的讨论并冒着失去潜在客户的风险。
事实上，在商业生活中，政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力量。国家消费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甚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认为新自由主义统治的时代—仍然居高不下，而且这些年来一直在上升：该比例在英国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超过50%。尽管互联网发挥着自由化的影响，政客仍然凌驾于商人之上。2000年，法国政府成功地阻止了雅虎公司出售纳粹纪念品；2006年，美国政府成功地禁止了网上赌博；2010年，在与中国争执多年后，谷歌关闭了它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器，并将当地流量转移到位于香港的服务器上。技术优势有时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而不是在随心所欲的商人手里：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擅长利用技术来构建“虚拟屏障”以及辨别“异端分子”。
可以说，自“二战”以来，公司从未像现在这样容易遭受政治风险的伤害。迪克·切尼（Dick Cheney，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曾经评论道：“上帝并不觉得只有对美国友好的民选政权才适合赐予其石油和天然气。”或许可以加多一句，同样，上帝并不觉得只有卓越的产业之地才适合赐予其经济增长。“阿拉伯之春”证明，新兴市场充斥着政治风险—脆弱的法律体系、临时组建的体制、动荡不安的城市以及摇摇欲坠的政权。
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俄罗斯以及海湾国家—正在把商业当作一种国家权力工具加以利用。世界上一些最大型的公司—包括大多数的大型石油公司—都是由政客及它们的代理人，而不是由普通的商务人士经营的。中国通常利用国有企业抢购到越来越多的全球自然资源，它还利用国有工业集团谋求政治目的。但这种情况并非是中国独有的，英国石油公司曾与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俄罗斯北极地区，但该合作从一开始就因暧昧的政治考量而变得错综复杂。
在美国，由于民众对腐败的日益警惕，政治风险可能让西方公司遭受巨大损失。奥巴马政府正以一种传教般的高涨热情执行《反海外行贿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并动用了一度为打击有组织犯罪而设计的专门技术。英国政府则推出了更加严厉的反贿赂措施。那些认为政治不再重要而接纳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当地“潜规则”的高管们，可能会在回国时发现自己面临长期监禁的判决。
然而我们应该谨防单纯从风险角度来考量政治：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政府同样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只有各国政府协同行动才能拯救金融体系，使其免于彻底崩溃。当企业和消费者都过度紧张而不敢消费时，唯有启动强力刺激经济的公共开支项目才能让需求保持强劲。全球化并没有令政府显得无关紧要，相反，作为唯一能应付越来越频繁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并阻止其蔓延的机构，全球化重新强调了政府的重要性。
跨国公司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那些通常被认为与之相关的事情，如巨型公司的成功、地方差异的消失以及全球性产品的无所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正在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消除贸易壁垒并让创意、人力和资金在全世界加速流动的能力—是切实存在的，尽管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企业或许已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行过一大堆愚蠢的商业策略，但重要的是，没有什么比无视这一现象更愚蠢的了。
推行全球化的窍门是，找到全球规模与本地关联性之间的正确平衡。公司可以在利用全球资源的同时注重地方差异性，可以在开发规模经济的同时利用当地卓越的产业中心，比如，可以把擅长小型化的日本专家、意大利的设计师以及美国的有钱人放在一起，那确实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如何创造出这样的传奇之物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20年来商业大师和从业者给出了许多答案，其中有三个答案条理格外清晰，从而脱颖而出。
答案之一是“跨国公司”（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一个由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和伦敦商学院的苏曼特拉·戈沙尔共同创造的词汇。跨国公司是一个拼凑整合的过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企业是由被冠以相同名称的各国公司形成的松散联盟。福特和联合利华等大企业最初是为了应对高关税、天价的运输成本以及严苛的产品本地化条例，从而在它们所有的经营国家中进行自我克隆，这些克隆分公司拥有自己的总部、设计机构和制造工厂。即使在公司鼎盛的情形下，这种做法也是极其昂贵的。福特一度同时有两款“雅仕”（Escorts）车型上路，而它们完全是分开设计和制造的。
跨国公司致力于完成两项工作：废除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以及利用各国的资源来应对当地的问题。跨国公司将老式的国家总部整合为大区域乃至全球总部，它们还让各国的子公司负责生产全球产品或者发挥全球影响，其一是为了将决策权分散到整个组织，其二是为了获得当地的经验技能。例如，雀巢公司把意大利面食业务中心设在意大利，强生公司给予其德国子公司卫生棉条的全球授权。
许多跨国公司会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原则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管理者认为公司的未来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还是在于加强各分部权力之间）展开持续的内部拉锯战。这些内部混战可能会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为什么要继续假装企业是统一的整体？为什么不干脆把它们拆分成一个个组成部分？
答案是：跨国公司通常会大于各部分之和。跨国公司可以整合及协调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它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规模在全球的喧闹嘈杂声中取得先机，并且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据一家驻伦敦的咨询公司OC&C预计，知名品牌说服客户尝试一款新产品的成本要比一个较不知名的品牌低36%。）麦当劳全球团队的建造专家可以在短短的11天内利用模块化部件建成一家新餐馆—而且仅花费2/3的成本，该公司的全球采购计划通过与供应商进行艰苦的价格谈判，一年可以节约数亿美元。
对于如何构建一家成功公司的第二个答案是：“全球一体化企业”（the 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这是一个由IBM的总裁塞缪尔·帕米萨诺发明的词汇。帕米萨诺表示，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跨国公司不同于17世纪的大型贸易公司那样，全球一体化企业也不同于跨国公司，它们不只是像跨国公司那样进行拼凑整合，而且是一种新型的组织。
在帕米萨诺看来，全球一体化企业的战略、管理及业务运营都是在追求一个全新的目标中形成的，这个全新的目标就是生产和价值交付的全球一体化。明智的跨国公司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把各国分公司整合起来，以便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联盟。相反，它们将自己视为是一系列专业化部门—采购、制造、研究、销售和分销—在全球范围内的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