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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修身之道(3)

老子、庄子不希望人们图利,他们对外在的物质利益一向持坚决的排斥态度,道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外物会伤身害性。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一时的享受重要呢?毫无疑问,人的生命比一时拥有的物质利益重要得多。他的这种思想和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一脉相承,并且喜欢把话说开,让人更容易明白他在思考什么,想告诉人们什么?

然而,庄子自认为给人们指示的全身避祸之道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人的生活不是与利相隔绝,而是与利相交融,包括看起来不是很实在的“名声”,看人怎样处世。老庄怀着一腔善意,教道人们在性命与名誉财富之间选择正确的人生态度,不为利所动。

名誉与生命

名誉据说是个好东西,活着的人要名,因为名与利是孪生兄弟,有名就有利;人们的物质生活,又与利相关,利厚的人,物质生活就充裕,好名就是很自然的。活着的人要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人的生命不是有限吗?有想死而不朽的人就说立名,名垂千古,人就可以不朽了。所以,春秋时期在社会上就流行着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

于是求名是人生的必然,有几个人能够超越?那看破红尘而超越名利的人,有时又是在以不同于世俗的行为邀名,还是走到求名的道路上来了。不求名的庄子大概算得一例,他正是以不求名而求得了名,使他的声名远扬,这才会有人来请他做官。偏偏他又放着官不做,以清高傲世的姿态看待唾手可得的显爵,名声也就更加响亮了。不过,庄子口口声声说的是要淡泊名誉。圣人无名,假如要名誉的话,那怎么能够成为圣人呢?

尧想把天下让给隐士许由,他想了很久,找了一条最充足的理由:自己不配治理天下。于是,尧封许由说:“月亮、太阳出来了,小火把还在那里点着,小火把的光亮不是太渺小了吗?庄稼需要雨水的时候,雨水就降落了,人还在那里浇水灌地,对于自然的润泽,浇灌不是太渺小了吗?许田先生登上帝位,天下就会治理很好,但我现在把位置占着,自已也感到很不好意思。让我把天下交给你治理吧。”

许由漫不经心地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而要我来代替你,那我不是摘现成的桃子、求得一点虚名吗?“名”是“实”的客人,那我不是要去做一个客人?你还是回去吧,我要天下干什么呢?即使你没有治理好天下,我也不能够越俎代庖。”

这是庄子“圣人无名”最著名的故事。

许由不求名,只求自己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要用老子的话发问:名誉与生命哪一个更亲?这完全不需要回答。在二者的天平上,许由倾向于生命。

名誉与生命,按照常理是生命高于名誉,没有生命,名誉对于获得名誉的人的现实意义是很有限的。它可以影响社会,名垂千古就是对社会的影响,这是另外的话题。

社会生活中,倒置名誉与生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远为贵重的人不少。

舍生取义,就是名誉重于生命最简洁的表述。一些人对社会道义、真理或者个人的节操终生不懈怠地追求,完全置生死于度外。求名而得名或者是求名而不得名屡见不鲜。

道家在世俗生活中,说起来好像是无所谓生死,生则生,死则死,一任自然,实际上,把人的生命看得比世间的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庄子在谈论养生的时候,要人做好事不接近名誉,做坏事不接近刑罚,处在刑与名之间以求最大限度地自我保全。其实,他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做一点好事,做一点坏事,而是说一点好事不要做,一点坏事也不要做,不求善名,也不求恶名,生命也就不会受到意外的伤害。他步老子的后尘,劝导人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图名自伤不可取。但以坚实的行为赢得一定的名誉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实至名归也是一种自然。

生命与财富

名誉与生命不能分离,生命与财富亦然。像问名誉与生命哪一个更亲近一样,老子也问了一句:

生命与财富哪一个更贵重?

唐代的柳宗元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永州的人都很会游泳。一天,湘水暴涨,水流迅急,五、六个永州人乘一条小船渡江。

船行到湘江中流,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小船破裂,众人落水,大家使劲往岸边游去。

有一个男子使出全身力气往前游,游得十分缓慢。他的同伴说:“你是最会游泳的人,怎么掉在后面呢?”

那男子说:“我腰上缠有千金,很沉,游不动。”

同伴说:“为什么不把钱扔掉呢?扔掉了人不就轻松了?”

那男子不作声,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更疲倦、更游不动了。

已经游上岸的人们高声喊道:“你这个人被钱迷了心窍!人都快死了,还要钱干什么?”

那男子又摇了摇头,最后被水淹死了。

这则故事告诉人们两种不同的生命与财富观念,一是生命重于财富,宁可扔掉财富也要保全生命。二是财富重于生命,宁可失去生命也不能扔掉财富。柳宗元讥讽后者,说这种人实在是太愚蠢了。

老子、庄子回答生命与财富谁最贵重,自然,生命贵于财富。

韩国和魏国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战争,战局对韩国很不利,子华子去拜会韩昭僖侯,见他满脸忧色,于是对他说:“现在如果让你以手取物,左手取则砍断右手,右手取则砍断左手,不过取到物可以享有天下,那你去不去取物而享有天下呢?”

韩昭僖侯说:“那我宁可不要天下,也不用手去取物。”

子华子说:“很好。从这里来看,人的手比天下还重要,而人的身体比两手又重要得多,人们就会更看重身体而避免灾祸。再说,韩国在天下是微不足道的,而韩国与魏国争夺的土地又比韩国小得多,夺取了这点土地就会伤害自己,你愿意去干吗?”

韩昭僖侯很高兴地说:“劝我的人很多,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子华子真是善于权衡轻重。

子华子的善权衡轻重,是在财富与生命之间的抉择。天下的财富再重,也重不过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人自我的生命是人必取的最大利益,舍生命而取其他那是很不值得的。所以颜阖宁可放牛也不愿意做官。当鲁国的使者携重金请他去做官的时候,他诈称你们回去核对一下请的是不是我,如果弄错了,那你们就会受到处罚。待使者回去核实再转来请颜阖,颜阖已经不知道上哪里去了。颜阖并非不知道人生的富贵,但他无意于富贵,同样是权衡了利益的轻重,得富贵将妨生害性,那有什么必要求富贵呢?

用随侯之珠作弹丸去打天空中的飞鸟,哪一个人都知道不行,道理很简单,用这样昂贵的珍珠换取值不了几个钱的小鸟,实在是太不划算。

人们知道这样权衡世间的事物,但在权衡的时候,往往把自己置身于事物之外,或者是只算计自己会得到多少,而不论自己会失去多少,甚至是把自我的生命看得比所要求取的事物还要轻,这当然是人的过失。庄子也曾探究历史,他说周王朝的祖先从邠地迁都岐山之下,是因为狄人侵扰,古公亶父送兽皮、布帛、犬马、珠玉给狄人,以换取和平,狄人不肯,只要土地,古公亶父说:只要你们不蹂躏百姓,要土地给你们土地好了。还对百姓说,做我的臣子和做狄人的臣子没有什么区别,你们就安安心心地在这里好了。然而由于他重生,百姓恋恋不舍,跟着他迁到岐山之下,为周王朝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庄子的天平上,无论在什么时候,生命的一头都高于另一头,这成为他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尽管天下物欲横流,但他的心不为所动,并且希望人们都不为所动。

如果人贪财富,不也会自取灭亡吗?生活中,一些人贪财丧命。或者是自丧性命,或者是违法受到制裁,落得唐太宗说的腹饱而身毙的下场。

获得与丧失

获得与丧失是辩证的统一,有得方有失,有失方有得。

生活中顾此失彼,或者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情常有,取鱼则失熊掌,取熊掌则失鱼。

得是不是就是福?

失是不是就是祸?

老子说,祸福相倚,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祸可以转化为福,福可以转化为祸。那么,得就不一定是福,失就不一定是祸。

得与失是福是祸,让人说不清楚。

老子和庄子心里是透亮时,他们总说人应该寡欲,应该无欲,既然这样,面临有所得的时候,不会去追求必得。老子和庄子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不一样,老子同时劝人以退为进,而庄子则说不建立功业,就无所得了。他把这称为“神人无功”。

庄子这样描绘神人:

藐姑射山上的神人,皮肤洁白,风姿绰约,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驾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他不为外物所伤,大水漫到天上,也淹不了他;大旱使金属、石头熔化了,他却不感到热。这种人身上的尘垢可以塑造出尧、舜一样的圣贤,但他们不愿参与管理天下的事务,无意建立功业。

庄子赋与神人这样的伟力,让有伟力的神人绝对地超越了世俗。

生活是一个谜,有的时候,有所得引发的是有所失,而且所失会比所得更大。春秋时虞国的国君得晋国的宝马和玉璧,最后不仅把宝马、玉璧还给了晋国,连整个国家都成了晋国的囊中之物。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这种情形。相反,也有扔芝麻,捡西瓜这样的美事。破译这个谜是困难的,天时、地利、人和,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就看善用不善用。善用,失小而得大:不善用,失大而得小。

人们既然是要舍利避害,理应不求所得,因为所得非名即利,得了名利妨害了生命,得还不如不得。

无所得也就无所失,无所失则无所害,算得与失的账,按老庄的理论,立足点应该是能不能自我保全。老子和庄子很想人人自全,安享天年,不把世俗孜孜追求的名利看在眼里。

五、祸福相倚

祸福不并生,祸中有福,福中有祸是人习知的道理。

求福而避祸是人的向往,向往是一回事,是否真的能够求福得福、避祸免祸是另一回事。这不是说福不可求,祸不可避,而是祸与福有它们自身的运行规律,不是人们能够完全认识或者是及时认识,使祸与福常常不期而至,故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说。

人们希望遭遇幸福,没有人希望遭遇祸患,幸福不招而至自然是好事,它让人有意外的惊喜;而祸患则使人身陷困境,手足无措。

在幸福之中发现灾祸的隐患和在祸患之中发现幸福的萌芽,应该是人的自觉意识。但人们在幸福的时候容易陶醉,忽略灾祸的隐患;在祸患之中的时候容易消沉,不去探寻祸患中存在的希望。

祸福相倚是永恒的,人求福而避祸也是永恒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要善于求福,也要善于避祸。

祸中有福

祸患对人的打击是实在的,会使一些人难以承受,一蹶不振,但意志坚强的人应该正视祸患,从祸患中深刻地总结人生,重新站起来。这不是奢谈,人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现象是有的,但大多要经历坎坷,遭遇祸患。

遭遇祸患,当然不妙,祸患中有幸福也是真的。

祸患是人造就的,幸福也是人造就的,人遭了祸患会心存恐惧,心存恐惧就行为端正,行为端正则思虑成熟,思虑成熟办事就在理;行为端正就没有祸患,没有祸患就可以享受天年;办事就一定会成功,享受天年就健康长寿;一个人成功后就有了富贵,健康长寿而有富贵这不是福是什么呢?韩非子如是说。

祸患可以教育人,使人反思自己的人生行为,纠正偏斜,归于正道,从此像韩非子说的那样,不仅使祸患不再发生,而且从祸患走向人生的幸福之途。或者事业成功,或者健康长寿,或者二者兼备。

人生的祸患有时并不是一个人本来应该承受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制于人,一旦激起大权在握者的不满,于是祸殃就突然而至。

前面说过,司马迁为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辩护,被处以宫刑,遭了他自己认为的人生最大灾祸。然而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在人生的灾祸中,他想到死,一转念,就这样死了,就像九牛亡一毛,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况且人生应该追求死得重于泰山。于是他在灾祸中忍受着羞辱,坚持完成了名垂千古的《史记》,使他有了最成功的人生。

这种情形并非是偶然的,司马迁反思人生,在是忍辱苟活还足以死洗刷自我的人生羞辱的关口上,他想到西伯囚禁在监狱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困于陈国、蔡国而修订了《春秋》,屈原在流放中写了《离骚》等等,都是在灾祸中发愤有为,在文化史上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这不是祸中之福吗,如果他们不遭祸,这些不朽的著作也许不会产生,不会和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同时,人生会有与生俱来的或者是重大疾病使人处在祸患之中。这使那些不消沉的残疾人更加沉静、专注地从事某一种工作,奥斯特洛夫斯基、张海迪都是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比一般的作家更静心地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坛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祸中有福,远不限于上述这些。只说是当灾祸降临的时候,看人们怎样正确对待灾祸,从灾祸中重新发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寻找合适的人生道路。幸福是可以发现的,看人们是不是有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

话说回来,老子、庄子重视全身避祸,祸中有福,其实能够从灾祸中吸取教训,避免灾祸的又一次发生,平平安安就是福。

福中有祸

与祸中有福相照应,福中也有祸。

韩非子也解说过“福兮祸之所伏”:人有福就有富贵,有富贵就锦衣玉食,锦衣玉食就生骄淫之心,生了骄淫之心就行为邪僻、动则背理;行为邪僻生命就容易夭折,处事背理就很少能够取得成功。一个人内有生命之患,外无成功之名,就是最大的灾祸。这样一来,福中不是有祸吗?

说幸福是一种感受,本来不错。人们不论处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中,享受着怎样的生活,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觉得自己生活的幸福,包括物质生活贫乏的人,精神生活的满足也会有幸福感。老子说的福中有祸,福是生活的享受。韩非子的解说就有道理。

说幸福是享受,也不错。物质利益的丰厚使有的人衣食不愁是一种幸福,但不同于超越一般物质要求的富贵的幸福。福中有祸,后者比前者更厉害。

富贵对于人永远充满了诱惑,舒适安逸是人本能的要求,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消费应该有理智的制约,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性情。有的人沉溺于幸福中让幸福侵蚀自己而不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放纵性情所致,使得他的幸福隐含灾祸。

前面说到的秦二世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篡权做了皇帝以后,尽耳目所好,穷心志之乐,以此安定天下。他所谓的安定天下之术,实际上是自我享乐之术。他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全交给奸臣赵高。结果被赵高杀死,把自已的性命丢在享乐中了,不仅上演了自我的人生悲剧,而且把秦王朝也葬送了。福中有祸,秦二世享了天下最大的福,也遭了天下最大的灾祸。

福中有祸不光是如此,优裕的物质生活对人身体的伤害也是福中之祸。

西汉的枚乘曾经为患病的楚太子寻找病因说:

放纵声色的快乐,贪图身体的安逸,就会伤血脉的调合。

进门是车子,出门也是车子,时间长了就会使两脚麻痹难以行走。

幽深、清凉的宫室,是感寒受热的媒介。

美酒佳肴,是腐烂肠子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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