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博览群书，钻研了大量经史典籍和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着作，同时还研究了佛学和道学。孜孜不倦地学习读书，使王安石的视野越来越宽广，学识越来越渊博，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司马光、王安石之所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不是靠手段，更不是靠运气，而是长期坚持不懈的修业进德，一直提升自己缘故。这样，他们的水平达到了那种程度，并且有一种积极向上、旷达圆融的精神支柱，所以他们会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人的一生虽短，但生命的成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却忽略了作为人一生中一切事务的根基的进德修业功课，以至到头来才发觉自己的一生其实都处于昏昏噩噩的状态中，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绩。
自我完善，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前提条件，更是充实生命的需要，因此，需要时刻勤奋努力。不能放松懈怠，更不能自弃，没有人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之外，找到真正能安身立命之处。
事业越大，越要注意名声和信誉
事业越大，就越要注意名声和信誉。对于一家有规模的公司来说，信誉是它长年经营积累起来的一项巨大资产，就特别需要精心维护。否则，信誉一旦被毁，就会一损俱损，损失惨重。
如果想把事业做大，不能有流寇思想，必须意识到做事业是个过程。要讲信誉，才会有人缘，才能挣到大钱。
在2003年2月的一天，奥康集团国际贸易部与意大利客商签好了一笔订单，双方谈好产品单价为23块美金，而且也签订了购销合同。可是在产品投产时，他们发现生产部门在计算成本时将皮料的价格算得过低，若按实际成本计算，出口价格每双鞋最少还要增加一块美金。意大利客商知道这个消息后，表示要严格恪守合同，并没有做出让步的准备。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奥康集团国际贸易部负责人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公司总裁王振滔，并询问他是否继续与外商洽谈加价，王振滔这时表示：一美金是小事，商业信誉是大事，退一步海阔天空。既然签了合同，即使亏本了，这笔买卖也不能停止，要继续做下去。
这一消息后来传到了意大利客商的耳中。听说奥康主动做出了让步，意大利客商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表示很感动，于是主动提出在价格上增加了一美金。可是这一举动被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婉言谢绝了。王振滔表示：奥康多赚一美金还是少赚一美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恪守信用。
意大利客商对奥康诚信经营的做法大为感动。他们当即决定追加订单，将原来20多万美金的订单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万美金。客商表示：接下去要和奥康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将在单鞋和休闲鞋方面的更多的订单下到奥康来。在商界中，此事一时被人们传为美谈。奥康总裁王振滔曾在一次营销会议上，总结出了自己的15条心得，其中有一条说的是：要赢得胜利，小处不妨让一让，很多时候退一步可以进两步。事实证明，王振滔的确是以此获得了成功。
所以，成功的商人非常注重信誉，有时甚至为了信誉，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其实，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暂时的忍让吃亏往往能够获得长远的利益。关键就是要不露声色地迎合对方的需要，即把对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又为自己的利益开道。
成功的同时也要帮助别人
曾国藩刚进入军界之时，坚持的是“不妄保举，不乱用银钱”的原则。原本用意是好的，可结果却导致“人心不附”的局面，对湘军的壮大和团结十分不利。
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大胜太平军，占领了武汉，是一次影响全局的大胜仗，但是曾国藩只保举了300人，受到嘉奖的人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保举了三次，总共加起来也仅几百人。和他不一样，胡林翼在攻占武汉之后，一次就保奏了3000多人，受到奖励的人数也有百分之二三十。
此消息一传开，很多人就认为，要想得到提拔，应当投奔胡林翼，这样许多人纷纷投奔到胡林翼门下。曾国藩当时并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决，还以为是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服众，后来才明白，是因为自己保举太少，使手下感到升迁无望才会如此。
由于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很多较早投靠他的反而没有得到朝廷的重任，如郭嵩焘、李元度、甘晋等，长期和曾国藩患难与共，因他不轻易保举，结果长期居于下位。就这事，曾国藩的好友刘蓉曾向他多次劝说，并举楚汉之争为例，劝他更换做法；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也诚恳进言，劝他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自己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才是驭下的硬道理。
至此，曾国藩一改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积极主动地保举手下人。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最早追随曾国藩的，升迁得很慢，而后来加入的，像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却在几年中迅速崛起，都成为封疆大吏。
曾国藩的保举也非常有特色，他举荐手下，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方式，各不一样，各有侧重。其中密保最为关键。
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的虚职，唯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曾国藩对主要的情况，一般采取密保的形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和李鸿章等人，他的考语极有力量，他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独当一面，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因他采用了密保的方式，又有极高的评价，朝廷马上批准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这样两江四省，全部成了湘军的势力极限。
不过，曾国藩在保奏实缺官员的时候，依然十分谨慎，他按级别大小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方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还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据以力争。
为了让广大候补府县都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订委缺制度，使出类拔萃之才尽快得到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其实也采用此法。跟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像李榕、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到同治十年(1871年)方得任实缺知县，估计这就是区分酌委与轮委的结果。这就使中才以下只要勤恳敬业，忠于职守，人人都有升迁之望。力争做到，让每个人都能分到好处。
在保奏的同时，曾国藩还鼓励下属走出去，自己发展。这是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才华之一。早期在事业刚刚起步之时，他坚决反对另立山头的情形，为此，他把不服调遣的王璞山开出门户。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却调整了这种做法，开始鼓励有能力的下属独当一面。左宗棠投奔他的门下时，没过几天，他就命他回乡招募军队。
左宗棠回乡后，以王璞山的旧部老湘营为根基，拉起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由王璞山的侄子王开化等率领。这5000人初战告捷，并为曾国藩处理了一次重大危机，令曾国藩另眼相看。后来这支军队就成了独立于曾国藩系统的武装，尽管接受曾国藩的统一节制，但实际上的领袖是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迅速扩展，最后发展到七八万人。这便是左系湘军。后来镇压捻军与回民起义，以及平定新疆，都是靠了这支军队的力量。因为有了这支力量，左宗棠才成为几乎和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名将。
曾国藩让李鸿章编练淮军，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淮军的发展远远超过左系湘军，最后甚至也超过了曾国藩本人的曾系湘军，成了晚清政局中的主导力量。
后来曾国藩还把这种方法传授给李鸿章，他曾写给李鸿章说提醒他要对下属放开手脚，让他们能独当一面，自己发展。
曾国藩提倡自立门户，鼓励下属独立发展，由此看出他的胸怀之宽广。其实，从曾国藩的经历中也可以发现，放开下属的手脚，不但自己没有损失，反而由于他们的实力增强，也大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
所以，自己成功后，不要忘记是下属把你推上去的，也要给他们表现自我的时机。
以德以礼，天下自治
宽法度、重礼仪、安民心等，这些都符合儒家思想的为政政策，只要能够落实到施政方针中去，而不拿它来招摇撞骗，一般都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历史上许多有成绩的统治者的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汉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明君，他即位的当年年底，君臣之间就围绕着是严刑峻法还是宽法度、重礼教展开了一场讨论。汉文帝说：“法律是整治国家的准则，用它来禁绝残暴，引导人们向善。现在犯法定罪后，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要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许多大臣都说：“百姓不能治理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管制他们。互相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以此来使百姓畏惧，让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这种做法历时已久，是合适的。”
汉文帝说道：“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实，论罪量刑适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如果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参照不公正的法律去论罪，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非作歹，法律怎么能禁止得了呢？朕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合适之处。”大臣们见文帝不同意严刑峻法，就说：“皇帝恩惠浩荡，德泽天下，不是我们臣子所能比拟的。让臣等谨奉诏书，废除一人有罪而妻室收没为官府奴婢和一些互相连坐的法律。”由此废除了连坐法。
为了广开言路，提倡规谏，汉文帝又废除了以“诽谤罪”惩罪敢于直言犯上者的刑罚，他说：“古代治理国家，朝廷设有进献善言的旌旗和供书写诽谤言论的木柱，以此来维持治国之道的畅通，使直言敢谏的人都来发表意见。如今法律上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大臣们不敢畅所欲言，皇帝无从听到自己的过错，这怎么能使远方的贤才来到朝廷呢？应当废除这一法令：百姓当中有的人诅咒皇帝，约定互相隐瞒，而后来又相互揭发，官吏就认定是大逆不道，若还有其他言论，官吏又以为是诽谤。其实这些都是小民的愚昧无知，据此治以死罪，我非常不赞成。从此，有犯这种罪行的，不要审理和治罪。”
在执政十三年后，汉文帝又下令废除了肉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