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使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让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
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关论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自求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作为，自动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独裁政治玩弄的新花样。
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十二 为什么说中国文明处于停滞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世界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英美学习，走西方人的路；一条是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对于这两种路径选择，潘光旦虽然主张不仅要学习英、美，学习苏联，而且还要向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学习。但是，从思想立场上看，他还是明显地倾向于英美两国。
1945年，《自由论坛》周刊先后组织两个特刊，介绍了英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为此，潘光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在引用这两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明确表示：中国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十分幼稚。也就是说，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似乎是一向停滞着，形成生物学家所称中止发育的状态。至晚近百年，西洋文化的输入，与输入后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突然又给了我们一些强烈的刺激，于是停滞着的发育机能又复苏醒而活动起来”。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只有学习其他民族的经验，才能“教我们推进到成年的境界”。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首先介绍说，沉着是英国人最大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两件事上可以得到证明。一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时，船上全部男子临危不惧的表现，令人非常钦佩。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30万英军在敦克尔克被德军包围。
但是在民众的支援下，英军将士居然秩序井然地撤退回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潘光旦认为，就沉着而言，“个人不易，团体尤难；太平时节的团体不易，危险时期的群众尤难。而英国人竟能之，不但能，并且擅长，并且习惯成自然地已经变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英国人所以伟大，其民族生活的所以始终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素虽多，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这显然是其成熟的一种表现。
这种个性特征，与他们的教育有关。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英国人是一个注重实际经验、忽视抽象思维的民族，这种倚轻倚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一个英国人向你问路，你告诉他先向右拐，再向左拐，然后从左边第三个胡同口进去……，他肯定会越听越糊涂。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画一张草图，他才能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去处。再比如你要买56.34元的商品，用100元付账，英国人的找钱方式也会让你忍俊不禁。他们往往是先拿出6分，与商品凑成56.4元；再拿出6角，凑成57元；再拿出3元，凑成60元；再拿出40元，凑成100元；然后才会把商品和这43.66元一齐交给你。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怎么算是成熟，怎么会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呢？这正是储安平撰写此书的目的。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想探讨的问题是：“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
储安平认为，最能代表英国人性格特征的，就是费厄泼赖精神。他说，我们的教育总是以知识灌输为主，但英国人却遵循“运动第一，书本第二”的原则。在英国，学校运动队队长往往是学生中的英雄，他们具有正直、无私、勇敢、果断、有自持、能合作等品格，是费厄泼赖的典型。我想，英国足球比赛入场式常有孩子们参加，牛津、剑桥大学的划船比赛每年都在泰晤士河举行，大概也是为了普及费厄泼赖精神。正因为如此，英国小学生常能把“这不公平”挂在嘴边，而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基本诉求。
另外，潘光旦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最大特征是信仰的自由。这是美国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他还说，英国人的沉着来源于自由，他们对自由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到了炉火纯青、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自由是看得见的。他们活泼有余而沉着不够。尽管如此，他们迟早也会达到英国人的境界。
十三 学者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1945年是五四运动26周年纪念，潘光旦在《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中开门见山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表面上是两回事，是文明生活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就基本的精神说，实在是一回事，是一种精神适用到了两个生活的方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解释道：“所谓一种精神，最可以概括的是’客观‘两个字。”把客观精神用于自然，就产生了自然科学；把客观精神用于社会，就产生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的“调适”；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文化的“调适”；人文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现实与历史的“调适”。但是一些浅薄的人却要“征服自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妄自尊大”！可见，如果抛开政治方面的原因，潘光旦所谓“调适”，与现代流行语“和谐”基本上是一码事。
潘光旦还说，如果说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的话，那么政治家研究的对象则是社会，是广大民众。为此，他们都需要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观察了解民众的各种要求，让“民众的智能、兴趣、欲望、意向、见解、理想成为一切政治活动与政治设施的最终的权威”，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人与人的和谐与调适。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把科学精神推广到政治领域。基于这一看法，潘光旦认为：许多人热衷于科学，有些人还做出很大成绩，但这些人“一出实验室，一离开书本，一放下数字”，便什么事也不想管，这其实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一种表现。
潘光旦的这一认识，也许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行“七七”纪念会，参加会议的3000多人把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表示反对。他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如人；要救国，就需要坚守学术岗位，不要关心什么政治。对于熊先生的上半句话，潘光旦完全赞成，但对于下半句却不能苟同。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都代有相传。何况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首先应该是做人，做一个合格的国民，然后才能做好学问。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无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这种事例并不罕见。此外，潘光旦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教训，语重心长地说：“单单注意技术的科学，以至于单单提倡精神上不能与政治发生联系的科学”，无论怎样标榜成功，也是无补于国家民族的。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和希特勒及其爪牙，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这三个国家为虎作伥的科学家应该反思自己的过错。
近年来，类似熊庆来的观点在学术界非常流行。许多人以学术至上为由反对关心政治。这不是有意误导，就是一种逃避。看看潘光旦的观点，可以纠正这种错误。
十四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潘光旦以《正视科学》为题发表纪念文章，进一步阐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失败了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两大目标，不但没有继续下去，而且还产生若干“看法上的错误”。
潘光旦认为，所谓科学至少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第二是科学研究的推进，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方面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和认识。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谋福利。
接下来他强调说，这三个内容固然各有其价值和需要，不过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显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最为重要。但是，多年来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方面，不用说科学精神的培养，就是科学研究的推进也很少注意。于是科学便成了一种偶像，科学迷信以及一系列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文章中呼吁：只有把科学精神逐步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世上所有的偶像才能不打而自倒。
有感于科学界的种种乱象，我在两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缺乏好奇心，科学没希望》。文章说：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至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超过一千亿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在2004年，胡锦涛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该院院长路甬祥说，“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但是，有了钱，有领导人重视，中国科学就有希望吗？我认为，如果没有竺可桢所谓“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中国的科学研究就不会走上正路。
这篇文章还谈到教育问题。我认为应试教育不但不可能传播科学精神，反而把学生塑造成死记硬背的工具，扼杀了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学习变得索然无味。许多孩子在入学前把学校视为天堂，但入学不久就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把老师当作敌人，把学校教室视为地狱，这主要是应试教育所致。如今，尽管应试教育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由于大家对它的危害认识不够，再加上考试制度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很不容易。在功利性思潮影响下，中国教育已经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也让它成为仅次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成了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许多人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考大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无论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把考试成绩当作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版。它的代价是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扼杀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如此，这种把读书上大学与找工作混为一谈的观念，还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抢饭碗”（蔡元培语）的势利之徒，从而对社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危害。
学校、特别是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通过求知、做学问来净化灵魂、塑造人格的殿堂。但是，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政治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学校这块崇尚科学精神、主张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也变成等级森严的官场和追逐名利的市场。许多知识精英在权势面前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丧失尊严，成为唯唯诺诺的小人或唯利是图的市侩。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这对于下一代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只知道金钱，不知道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成了不敢质疑权威的精神侏儒，显然与当代教育缺乏科学精神的培养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