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是相辅相成，有爱情的浪漫甜蜜，就有不期而遇的辛酸苦涩。
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敌特活动十分猖狂，甚至发生了一起混进我军内部的敌人暗杀毛主席未遂的事件。为纯洁内部，延安发起了“抢救运动”。但康生借此搞“扩大化”，使一些善良的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
1939年1月，郑律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5月转为正式党员。他迅速跑来丁雪松这里，把这好消息告诉自己心爱的人。但好景不长，在炎炎的夏日里，一团浓重的乌云滚滚飘来。郑律成在政治上受到置疑，说朝鲜人情况复杂，今后不再吸收他们入党，已经是党员的也大多停止了党籍。只保留了两个特殊的党员，一个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八路军炮兵团团长武亭；一个是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朴一禹。
郑律成被找去谈话，接受审查，要他说清楚当年在南京、上海的历史，让他说清楚监听日本人电话时弄到的情报送给谁了？他与朝鲜民主同盟的几个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如何？
如同晴空霹雳，把郑律成拍得晕头转向，他不知如何是好，也感到十分冤屈。监听日本人的电话，获取有关情报，这是自己的功绩呀，他每次都把这件事写在自传里，这光荣的历史怎么会成了问题呢？朝鲜民主同盟是一个“左倾”进步组织，这个组织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他们都是不顾生命甘愿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战士，难道也有问题吗？
中央组织部长亲自找郑律成谈话：“因为你写了《延安颂》等歌曲，表现较好，所以现在还保留你的党籍。但是你必须就上述问题向组织上说清楚！”
郑律成陷入深深地苦恼和不解之中。这其中也蕴涵着极大的风险。在那种特殊的战争环境，敌强我弱，敌人渗透破坏斗争很激烈，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再加上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说不清楚”的同志被关押了起来，有的从重要岗位上撤了职，像王实味这样的知名作家，仅仅写了一篇《野百合花》，就被砍了头！
郑律成问丁雪松怎么办？她也很为难，只是劝他：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历史总会弄清楚的。其实丁雪松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能力有限，也帮不了郑律成的忙。
问题在逐渐升级，为培养丁雪松，她被送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这所女子大学是毛泽东同志倡导成立的，专门培养有发展前途的妇女干部。校领导发现丁雪松与“说不清楚自己历史”的郑律成来往密切，就派了两个老同学王东瑜和彭克来找她谈话，一遍遍地劝说丁雪松离开郑律成，以免耽误自己的发展。对同学的一番好意，丁雪松领情；但既然是好同学，自然也就没啥可隐瞒的，她把郑律成的冤屈说了一遍，反倒引起劝说者的同情。
看这两个人劝说无效，女子大学的政治处副处长，刚从苏联回来的林纳又找丁雪松谈话，严肃地叮嘱她，最好和郑律成一刀两断。这位林纳是有着切身体会的，她的丈夫就是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失踪的。许多被肃反的同志白天还在好好工作，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永远地在这个世界里见不到了！
与丁雪松的谈话最后升级到女子大学副校长柯庆施亲自上阵了，他告诫丁雪松：你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优秀女青年干部，党对你寄予厚望……朝鲜人情况相当复杂，你和郑律成再好下去就太可惜了！
他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谈话，让丁雪松不能不重视。
几番狂轰滥炸的谈话，似笼罩头顶山雨欲来前的乌云，给丁雪松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两人不敢公开来往了，他们只好把各自的思念写在日记里，交换着看看，以代替面对面的接触。
我想那些日记一定很有价值，是这对青年人恋情的历史见证，是“左”倾思潮的畸形记录。于是我问郑律成的女儿郑小提，是否见到过这些日记。郑大姐告诉我：从来没见过。可能是战争年代，兵荒马乱，年代久远，早已丢失了。我有幸在纪念馆里看到了《延安颂》的手稿，却见不到这些日记了，看来在郑律成、丁雪松的眼里，这些过眼烟云没有自己的事业重要。
两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一个蒙冤等待，欲哭无泪，欲诉无门；一个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一个纯真热情、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不被理解？
丁雪松这年22岁，以她的阅历来理解这么复杂的问题确有很大难度。我党革命几十年，最大的危险是“左”，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反对“右”，更要反对“左”。历史上康生等一批野心家、阴谋家，打着“左”的旗号，搞肃反扩大化，把一些优秀的师团干部杀掉了，做了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想做而做不成的事。
丁雪松虽然年轻，但几年的革命经历，使她对自己的辨别能力有一定的自信，她不相信这位纯朴热情的青年会编出自己的家庭出身、革命经历去骗他的爱人。如果说这是个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特务”，他怎么会写出那么真情的《延安颂》？写出那么激越的《八路军进行曲》呢？艺术的本质是真善美。一个内心不善良、很阴暗的坏人，那些激昂澎湃的乐曲是绝不会从他笔底下流淌出来的。
丁雪松越想越痛苦，她睡不着觉，茶饭无心。让他离开这位真诚热情、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无疑是从身上割肉！她爱唱郑律成写的歌，她喜欢郑律成那嘹亮抒情的歌喉，这位活生生的青年艺术家让他难以绝情地离开！郑律成国破家散，饱尝人间苦难，如果这时和他断绝恋人关系，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啊！对一个普通人尚且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真心爱恋的至爱，怎么忍心抛弃他呢？
可不离开又怎么办呢？丁雪松是名共产党员，她从入党那天起，就发誓遵守党的纪律，一切服从组织，宁肯牺牲个人的一切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战争年代，兵荒马乱，郑律成自己说有一个革命的家庭，说几个哥哥都是革命者，可谁又能证明呢？如果郑律成真是一个“特务”，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敌人，按照党的利益，就要和他一刀两断，并且举报他，从革命队伍中把他清除掉！
可一想到这些，丁雪松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那是千万人群里的寻觅，那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刻骨铭心，那是人生追求的结晶。她对自己的眼睛和感觉无法怀疑，他无法把自己最爱恋的人和敌人画上等号！再说组织上也没有最后的结论，对郑律成只是怀疑，还在审查之中，而且还保留了他的党籍。可组织上对丁雪松的告诫却是明确的：为了革命的大局，为了你的发展，离开郑律成！
丁雪松这位有主见的姑娘失去了主意。她在苦闷和等待中熬过了漫长的冬季，黄土高原的风雪和黄沙经常让她睁不开眼睛，一向乐观开朗的女军官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她日夜盼望着有一天组织上能把郑律成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还他一个清白。
本来就消瘦的郑律成更加显得单薄了。看着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走的样子，丁雪松心如刀绞，她疼爱他，可怜她，为他鸣不平。可越这样，越要疏远他，越要少接触，以避开别人的闲话和组织上严厉的要求。这使郑律成更加痛苦，组织上的怀疑让他感到的只是冤枉，可至亲恋人的疏远，让他感到的却是绝望！有位好心的同学拿本屠格涅夫的《前夜》让其给丁雪松阅读，以让她“觉悟”和“感动”。
1940年的春天，黄土高原开满了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可这对恋人没有任何心情欣赏。丁雪松和郑律成躲开别人的注视，来到山沟里交心。
说什么呢？他们从山顶走到沟里，漫长的山沟沟走到了尽头，又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崖。丁雪松打破了沉默：
“我们暂时回避吧，组织上找我谈过多次，我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
如同黄土高原上的一声闷雷，把郑律成震得肝胆欲裂！虽然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他还是不能接受这最后的通牒。
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下子坐在崖畔上。他呼吸急促，肩膀颤抖，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道：
“那么，你不再相信我了？你也以为我有历史问题？……”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脸都痛苦得扭曲抽搐着，丁雪松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强忍着悲痛，努力地表达着“组织”上的意见：
“我不了解你们朝鲜同志的情况。但是相信你的历史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希望你采取积极的态度，多向组织提供有关情况。”
从丁雪松嘴里听到这番“官话”，郑律成立刻感到两人之间已经被“组织”上砌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墙，一种无奈、愤怒和委屈喷涌而出：
“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你们相信我！”
在这里郑律成用了“你们”，既包括了丁雪松，更是指丁雪松身后所代表的“组织”。因为丁雪松也用了“你们朝鲜同志”这种冷冰冰的字眼，让郑律成受到一种莫大的刺激，恋人之间的谈话，变成了“组织”上对受审察者的对话，郑律成怎能不气愤，他心中淤积多日的不平一下子又倾泻出来：
“我在朝鲜的家，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没有人能证明。我到中国南京学习，是三哥送我来的，可是后来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回朝鲜去了。我在南京军政干校学习这段，现在延安的李俊辉已经作了证明。至于在南京监听日本人电话，由于是高度机密，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在南京的朝鲜同志都不知道。我只受金若山领导，是单线联系，他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去了大后方重庆。我和国民党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只有金若山清楚……你们现在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看着蒙受不白之冤的郑律成，丁雪松既怜爱又爱莫能助，她抚摸着郑律成消瘦的肩膀劝道：“能不能再想点办法？”一向能说会道的丁雪松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眼前这位恋人。
郑律成心如刀割，他隐隐地感到他和丁雪松最后的时刻到了。一个人品高尚的男人的自尊，让他说出了忍痛割爱的话：
“你很能干，才貌出众，大家都在称赞你，组织上对你也很器重。很对不起，是我扰乱了你的平静，我配不上你……”
爱如涉海，大爱深沉。男人能和最亲爱的女人有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一生最大的幸福。但遇上知音，谁不愿意白头偕老呢？郑律成这段表白既是告别，是否也是在试探对方呢？
他终于等来了丁雪松的许诺：“相信我，我会等你的。”郑律成半信半疑：“如果别人追求你？……”
“放心就是，我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
就这样，这对热恋的情侣分开了。
虽然丁雪松留给了郑律成一线希望，可就连她自己也觉得前途渺茫，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郑律成以清白。丁雪松不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为了革命的大局，她可以忍痛牺牲自己的爱情。
革命有时也是冷酷的，它可以改变一个女人的天性，让娇媚温柔变得刚毅决断！
丁雪松担任绥德、米脂两县选举工作团副团长，离开了延安。一年多两人音信断绝。在这男多女少的根据地，尤其像丁雪松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干部，追求她的人不在少数。可她却守身如玉，一概拒绝。因为她心里有郑律成，他消瘦的身影经常浮现在眼前，他嘹亮的歌声，声声萦绕在她耳畔，她盼望着“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是个没有电话、通讯极不方便的年代，人言可畏，连写信也受到限制和审查，一年360天如何熬过？丁雪松在抗大、女大的许多同学都结婚了，自己还要等到何时？她在焦虑思念中，常常不由自主地哼起郑律成写的《寄语阿郎》：
延河水长又长，
弯弯曲曲到前方，
多劳流水寄相思，
带个信儿给阿郎……
一天又一天，秋去春来，时间在煎熬中过得是那样的漫长。丁雪松让自己全副精力投入工作，才可以把思念和焦虑勉强压下去。可当夜深人静时，突然半夜醒来，望着窗外的月亮发呆，郑律成的身影又浮现出来，一夜再也难以入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