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下旬的一天，天空晴朗亮丽。中午的阳光犀利地照射下来，我在马路旁香樟树繁茂的阴影里行走，仍然觉得酷热难当。
镇海区镇骆东路是我每天上下班都必须经过的地方，但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这里竟然还有一幢威武庄严的大楼——镇海区人民法院。这是一个最具理性和公正之地，但对于循规蹈矩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进法院的大门。
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安静的法院大楼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肃穆；只有门楼前金色的国徽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似乎正在诉说着一个个正义的故事。
我去大门旁的门卫室登记的时候，两个中年保安正在闲聊。他们用一些简单的法律观念讨论着他们工资中关于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问题。我想，他们那些零碎的知识可能就是从所熟悉的法官那里获取的。虽然有点片面，但已经让我体会到“近朱者赤”之言不谬也。
两个保安都来自于偏远的农村，谈话间，总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那种无法掩饰的漂泊感。可是，提起我所要采访的对象田明芳法官，他们分别用“为人随和，常常微笑”和“平易近人，非常和蔼”来形容。这种朴素的评价用在严肃的法官身上，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在法院大厅的台阶上，看着旁边那对怒目圆睁的石雕獬豸，我一边走，一边思索着。法官的形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头戴方翅乌纱，背靠“明镜高悬”匾额，高高在上，三推六问，把惊堂木拍得山响的黑脸老爷？还是身披猩红色法袍，头戴卷曲马鬃毛假发，架着夹鼻眼镜，姿态优雅地敲着金锤子的冷面绅士？
走进法院四楼的一个办公室，只见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籍和案卷。听到敲门声，一位女同志从叠得高高的卷宗后面抬起了头。
她就是田明芳法官。田法官的年纪和我相仿，体貌瘦小，举止却十分干练；她身着白衬衫、黑长裤，纤柔中透出几分刚毅。
我关注着田法官的神态，是法官那种让人紧张的严肃，还是保安所说的那亲切的微笑？但吸引我的却是她那双深邃的大眼睛，目光清澈而自信、温柔又不乏锐利，让我一时无法用语言描述。
田法官的语速有点快，吐字却非常清晰。普通话中偶尔穿插几句宁波话，仔细听那普通话的发音，还带着很明显的河南味儿。
“我是1997年到镇海的，十五年过去了，应该算是老镇海人了……”田法官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口气，娓娓地叙述着她的学习生涯和工作经历，叙述着她对于老家河南和新家镇海不分厚薄的切切之情。
就是这种波澜不惊的语调，细细回味，总会让人发现有一些特别厚重的情感蕴含在里面。
一
在离宁波镇海1000多公里的河南省，有一个千年古都叫开封。很多目不识丁的人熟悉它，是因为它和包拯有关。在历史的长河中，妇孺皆知“开封有个包青天”，他被渴望公正的人们奉若神明。
1973年，田明芳法官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盐镇乡。她的家离“法官祖师爷包拯”打坐开衙之地仅两个多小时的车程。盐镇乡是一个农业大乡，田明芳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以种植麦子、玉米、大豆等农作物为生。她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因为孩子多，家里省吃俭用，生活过得非常拮据。
农村生活的艰辛赋予了田明芳勤劳、坚强、善良的优秀品格。她自懂事起就是家里的小帮手，下农田、做家务，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妹。尽管琐事繁多，但从小学到初中，田明芳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
当时的农村，依然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很多农村女孩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在家，或到陌生的城市去打工，用她们的青春、梦想、汗水换回微薄的收入，补贴着依然在农田里辛勤劳作的父母们。
田明芳的父母却不这么想。他们尽管文化程度不高，说不出个中道理，却直观地坚信读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初三时，田明芳曾经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神经衰弱，再加上久治不愈的鼻炎反复发作，使她产生了退学的念头。但明理的父母一再鼓励她坚持下去。田明芳终究没有让父母失望，那年秋天，她自豪地跨进了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的大门。
正是这充满睿智的父母之爱，在田明芳青葱岁月遇到挫折时，教会了她虔诚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自己的信念。
三年后，坐落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期而至，田明芳拿到了走上法官之路的第一张“车票”。其实，田明芳是理科生，高考的第一志愿填的是二本医学类的，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最后会从事法律专业。但阴差阳错的是，田明芳的成绩远远超过了自己的估算，最后反而被第二志愿一本的西南政法大学优先录取了。
从医生到法官，按照现在的高考录取程序，田明芳的人生之路将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但究其本质，我们不难发现：医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算是“医身”；法官，明法释理，平纷止争，可谓“医心”。两种职业有着相似的特点，那就是需要一颗无私奉献的仁爱之心。
我们常说，生存的原生态更容易唤醒人性的觉醒。农村生活的坚韧以及亲情间无限的爱，让田明芳的目光里充满着一种浓郁悲悯的人文关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部名为《少年犯》的电影就像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故事里的管教用爱和善意诠释着法律的尊严，让每一个不慎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田明芳被深深地打动了。多年以后她在报考西南政法大学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劳改系。
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的时候。”未来是有功于社会还是有害于社会，对于少年立志为人民谋求福祉的田明芳来说，其实早已经脉络清晰了。
二
农村的烙印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于浅薄者，它是一道令人隐隐作痛的伤疤；于田明芳，则是生命中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田明芳上高三，弟弟也紧跟着考上了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那是他们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眼看着父母为四个孩子的学费一筹莫展，田明芳的内心非常难过。她在学校里节衣缩食，荤菜不舍得买，甚至连续一个月连新鲜的蔬菜都不舍得吃。从高中到大学，很长的一段时间，田明芳就是馒头就咸菜加稀饭度过的。只有在考试前夕，她才会买两三毛钱一份的炒青菜，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个“小灶”。
生活如此艰辛，让旁听的我都生出了无可名状的酸楚，但在田明芳的眼里，那只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她觉得，人的一生最应该感谢的是生活的艰难和坎坷。受过的罪，吃过的苦，都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那些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使你在生活中不至于变得肤浅和势利，在工作中不至于受到金钱和名利的诱惑。
实际上，这是一种感恩的人生态度。
田明芳在西南政法大学的那段日子依然非常清贫，她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大学当作享乐的天堂。进了大学，她感觉到法学可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事实上，也并不是只有管教才能挽救失足的人。于是，电影《少年犯》对她的影响渐渐减弱了，而她“求知若饥，虚心若愚”的学习劲头却越来越足了。
1997年，田明芳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了，她的人生完成了一次亮丽的蝶变。正所谓十年寒窗苦读书，只为一朝换新颜。此时此刻，有多少青年人怀着远大理想，准备一展宏图呀！
田明芳带着对法官的崇敬和向往，走进了镇海区人民法院的大门。同时，她也即将完成人生中的第一个奋斗目标：能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帮助家人了。她终于可以让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松一口气了。
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资，总是让人百感交集。田明芳就像捧着沉甸甸的丰收果实，数了又数。她仔细地计算着，留出自己一个月最基本的开支，将剩余的钱全部寄给了在远方读大学的弟弟。800元工资，给了弟弟500元。从那一天起，田明芳就负担了弟弟的全部学习费用，再也没有让父母操心过。
人的一生，只要真实地活着，就不可避免地围绕着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活动，仕逐势，将求胜，农赴时，商趋利，不一而足。有些人经过努力获得成功，攫取了权力、地位和财富，但只有那些面临贫困考验，在清贫低贱的处境中不忘勤俭和孝道的人，才能够一如既往地胸怀正气，保持高尚的气节和职业操守。
“只有孝顺父母的人，才能廉洁自律、勤政为民。”田明芳无疑就是这一传统价值标准的执着守护者。
三
田明芳来到镇海十五年，不但亲眼目睹了镇海的腾飞发展，感受到了其中的责任与荣耀；而且作为一名司法人员，她更目睹了镇海司法人忘我的工作热情、辉煌的工作业绩和清正廉洁、司法为民的高尚道德情操。田明芳从中受益匪浅，逐渐锻炼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的中坚力量。
刚刚加入镇海法院这个大家庭时，田明芳被安排到骆驼人民法庭担任书记员。当时法院的案子没有现在多，但骆驼人民法庭就只有一个书记员，她要负责所有案子的庭前准备工作，要担任所有案件审理中的记录工作，要担任所有案件材料的整理、装订、归档……
书记员的工作繁琐、细致，而且田明芳当时还兼着出纳和会计的业务，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她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
可田明芳却感到格外地充实和满足。“这和我以前在农村里吃的苦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夜深人静，她在骆驼法庭那个简陋的宿舍中，一边忙着装订卷宗，一边暗暗告诉自己：“一切就从这里开始吧。”
庄严的法庭审判，人们常常将目光聚焦在审案的法官身上，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直忙于做笔录的书记员。可是，为了做好一份庭审笔录，使案件审判更加公正、规范、透明，田明芳往往手、耳、脑、心并用，时时把责任扛在肩上。
她以严谨、踏实的作风审视着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而且不断地思考着：今天，在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又引用到了哪些法律条文，我要加强哪些法律知识的学习？在庭审记录中，有哪些内容是含糊不清的，我应该如何对内容情节进行不失原意地概括……
书记员的法律知识将决定对案件的理解程度，决定了庭审记录的准确性，最后会影响到法官的办案质量。田明芳的思索充分反映了一个普通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她说：“你要睁大眼睛，从看似寻常的材料记录工作中找出法律的公正来。”
为此，田明芳又把以前学习过的那些法学教科书都搬了出来，研读实体法、程序法；甚至她还孜孜不倦地研读跟案件有关的科技名词、专业术语，以及难写难认的生僻字……学习，学习，再学习。对于田明芳来说，书记员就是法官的实习期。
1998年，田明芳结婚了，丈夫是她政法大学的师兄。在这期间，她积极参加了助理审判员资格的司法考试。1999年，因为准备生育小孩，田明芳调到了镇海法院审监庭工作。随后，在等待助理审判员资格考试的成绩时，她又拿起书本，自我加压，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
其实，在当时律师资格考试并不是法官的职业要求。但田明芳觉得，多读一本书多参加一次资格考试，就能够让自己多年的梦想往现实的方向多迈进一步。
这就是一棵树的精神。她深深懂得，成长源自于不断地充实自己、升华自己。因为世界很大，她只有不断地向上，再向上，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天地。
四
2003年初，女儿刚刚一岁多，田明芳又从审监庭回到了骆驼法庭。5月份，骆驼法庭撤销，田明芳帮助清理完法庭的财务资产后，来到了镇海法院民一庭，以助理审判员的身份开始了独立办案。
“我的压力很大，所以特别慎重。”虽说在心理上已经有了初步的准备，但当接到去民一庭当法官的调令时，田明芳的心里还是诚惶诚恐的。
这是她多年的理想，并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所以对此格外珍惜。当渴盼已久的机遇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那种来自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激动，一下子喷涌而出了。
第一次身披法官袍坐在主审法官座椅上，第一次手执法槌敲击后宣布开庭，第一次装订卷宗，第一次撰写判决书……这是种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感受。
所以起初在接到案子的时候，田明芳总是翻开法律书籍一遍遍地默诵，不停地找有经验的法官咨询，一遍又一遍，直至确认无误为止。
“要对自己的案子负责，我不允许有一点不周严的纰漏。”田明芳说，“要知道，一个法官在办案中出现一次失误，也许他认为不算什么，但对一辈子可能只打一次官司的普通群众来说，法官的一次不公正判决就会影响他的一生，更会让他失去对法律的信任。”
田明芳的话虽然简单，但落地有声，铿锵有力！在民一庭九年的司法生涯里，她渐渐成熟，因为她的明察秋毫，不少疑团重重的案子都被揭开了层层面纱而露出了真相。
田明芳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个案子：一群农民工上诉状告一包工头拖欠了6万多元的工资，而包工头则向法院出示了一张条子，这张条子的内容对于农民工非常不利。
田明芳仔细审查材料，凭着她超强的逻辑思辨能力，觉得这条子和其他的证据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她建议领头的农民工提出申请，让有关鉴定部门鉴定条子的真伪。结果不出所料，那张条子有明显的作伪痕迹。
还有一个相似的案子，也是因为一张作伪的协议引起的经济纠纷，数额高达30多万元。所不同的是，那张协议是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在签名的上方原先留了一片空白，后来被告就通过打印机，在空白上再次打印上对他有利的内容。这已经近似于高科技式的作伪了。
田明芳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她仔细甄别，甚至拿着尺子，一行一行地去量协议书上的字行，最后终于被她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还了原告一个公道。
“为了公平和正义，我必须秉着一颗谨慎的心去工作，对自己负责，对法院负责，对广大群众负责！”田明芳拿着一张纸比画着，语气中正义凛然。
“你知道吗？当事人请了律师，当事人把他们的材料一堆堆交给法官，他们自己可以不仔细看，甚至于他们请的律师也可以不仔细看，但法官是不可漏掉一个细节的。你漏掉一个细节，这个案子很可能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黑的变成白的，都有这个可能！”
说话时，她用一种极富穿透力的眼神看着我。从她的目光中，我读出了她所秉承的正义、责任和良心。
五
当田明芳还是一名书记员时，曾凝视过法官们匆匆的背影，翻阅过他们伏案钻研的卷宗，翘望过他们窗前彻夜不熄的灯光。她总是想，成为一名光荣的法官，该是多么不平凡！当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法官，才体会到了这个职业光环背后的艰辛、不易、困顿和矛盾。
田明芳刚到民一庭时，主要是负责劳资纠纷这一块。在2003年之前，这类案子还很少，一年只有10个左右。但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法律的不断完善，由劳动权益纠纷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事件也越来越多。2003年以后，劳资纠纷案件就开始以几何级数递增，达到每年数百个之多。
“那案子的量真是……太多了！”田明芳拉长着语气，感慨地说道。她坦陈，在民一庭的九年，是她最忙、最辛苦、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
自2003年开始，田明芳经手承办的案子就有千余件。除去节假日，她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调解，加班加点那是常事。特别是2009年担任民一庭庭长后，田明芳又着手研究建设工程、婚姻家庭、继承、伤害等案件，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新规，她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潜心学习，翻阅了大量的专业书籍。
“从吃苦耐劳这方面讲，我觉得农村出来的孩子还是有优势的。”田明芳毫不讳言地表达了生于农村的一种自豪，“有很多来法院实习的城里学生，光做好这些法律文书就已经叫苦连天了。”说着，她拍了拍桌上那些厚厚的A4纸页。
我目测了一下这些法律文书，多的30几页，少的大概七八页，每一页有上千个字。田明芳每年要完成100多份，按照每分钟打百字的速度，大概需要300多个小时。
原以为法官很风光，但现在看来，确实需要一种任劳任怨的精神。
“不是法院逼着法官在办案，是良心逼着你在做。别人每个月办十到二十个案子，你做不出来，你对得起良心吗？”田明芳的反问实际上是在不停地警醒自己。“老百姓可能一辈子只打一个官司，不管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他迫切想看到这个结果，你拖得越久，他就越感到中间有猫腻。但你的手里不可能只有他这一个案子，所以你只有不停地做，像流水线一样，嚓嚓嚓……”
她的那种回忆般的叙述让我想起时下司法界的“诉讼爆炸”，不断上升的案件数量严重困扰着中国法官，忙得法官不堪承受，身心俱疲。
据田明芳介绍，民一庭在2002年以后就基本没有补充“新鲜血液”，出现了人员断档现象，到了2007年，案多人少的情况更加突出。每个人都整天连轴转，手里的案子办不完，当事人的电话不停催。最多的时候，田明芳手里压了50多个案子，每个案子就是拿来看一眼，这一天就过去了。
“压力非常大，卷宗不是压在桌子上，是压在心里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就是快要崩溃的感觉。”
田明芳是个典型的急性子，而且是那种把工作、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的急性子。“案子不能停在我这里。不然，我会怀疑我的能力有问题，我会怀疑我的责任心有问题，我就觉得没资格在这个位子上坐下去。”
田明芳说，她对于自己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群众。然而，她为之需要付出的又是多少呢？
九年来，田明芳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几乎没有完整休息过一个双休日。在她母亲生病需要照顾的时候，她正在庭里加班；当丈夫疲于工作需要她操持家务时，她在灯下伏案阅卷；当女儿哭着需要妈妈的时候，她还在外地办案。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使她本来就瘦弱的身体，伤痛加剧，长时间书写引起的颈椎病、肩周炎令她疼痛得彻夜难眠。
因为工作繁忙，田明芳的公公婆婆千里迢迢来到镇海，在学校旁边租房子住了下来，就为了照顾她年幼的女儿。田明芳说，她的女儿是属于“放养的”，非常独立。
这样的母亲，她的孩子能不独立吗？
六
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素质逐步提高，由薪资福利、劳动合同以及其他劳动权益纠纷引起的矛盾越来越普遍了。
在镇海法院民一庭工作期间，田明芳一直负责着劳资纠纷领域，经她办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有500多件。多年的办案经验和潜心学习打下的扎实基础，使她成了这方面屈指可数的权威人士。但名列前茅的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都不是她真正追求的东西，寻找正确处理好劳资纠纷的有效途径，才是她的目的和宗旨。
众所周知，执行难这个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建设的社会难题，在处理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办案的过程中，田明芳却发现，只要抱着真心解决问题的态度深入下去，也并不是无计可施。
田明芳还是助理审判员的时候，她接到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在没有工商登记的小作坊打工，不小心被塑料压机压伤了手。伤者将作坊的老板及老板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老板的父亲年过七十，没有经济收入和劳动能力，却充当法人，将所有的责任揽了过去。
一方急等着赔偿金，另一方却是没有赔偿能力的老人。田明芳忙着做思想工作，又在证据上打心理战术，最后迫使老板同意将赔款拿出来。但她又担心万一老板毁约，他父亲年纪大，也不好强制执行。
如何保证受伤方的合法权益呢？田明芳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对方分期付款，每期都定好违约金，用违约条款来制约对方。
事实证明，这种创新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案子的赔款最后在两个月内全部到位了。
后来，田明芳又运用这样的措施办了几起案子，其中有一个建设工程案金额超过了千万元，调解协议也得到了很完整的履行。
“这种办法是有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的，之后省高院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赔款违约金的文件，倡导大家用这种方法来做。但我是最早提出来的，并且在做了。”田明芳非常自豪地说道。
不得不说，田明芳的个人气质中潜藏着超强的思辨能力和洞察人心的判断力，她能在复杂的案情中敏锐地找准案件的症结所在。这也许要归功于她出众的学习能力，以及做事追求完美的个性。
“我是一个很较真的人。但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必须对簿公堂，非要分个你胜我败的。”
从事法官工作多年来，田明芳一直都在思索调解的意义。在思考过程中，她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很多人都认为调解会损害一方人的利益，他们认为法官只想早点结案，不去追究法律真相，是在“和稀泥”。
田明芳曾经也这样认为。后来，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才真正认识到，不管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纠纷，能够选择谅解实际上就是彻底化解当事人矛盾的一种方式，是符合我们国情的。
在田明芳任民一庭副庭长时，办过一个工伤损害纠纷案。一位女工在企业操作机器时，因披下的长发被机器卷进，导致头皮被掀受伤。当时，她和老公在这个企业里做得很好，也深受老板器重。赔偿起诉后，为了早点拿到钱，原告在选择工伤赔款和选择雇员受害赔偿的问题上，和被告起了矛盾。经田明芳调解后，企业同意那名女工选择以雇员受害得到赔偿，而女工则在赔偿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案子结了，女工夫妇也离开企业回家乡了。但半年后，田明芳忽然接到来自那个企业的电话，希望田明芳能帮他们找到那对夫妻。原来，他们要在女工夫妇的家乡开设一个分厂，想到那对夫妇是挺好的员工，就想联系他们。
田明芳想方设法找到了当时的律师，为该企业找到了他们的联系方式。最后的结果，她并不了解，但对于这场官司，田明芳感触很深。调解过程中每一方经过深思熟虑的让步是他们的选择，调解的意义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和他们的真实想法。而且，虽说劳动争议的基础是利益之争，但还有很多金钱以外的东西是当事人所看重的。
田明芳说，目前有一半左右的劳资纠纷是靠法官调解完成的。她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让当事人感受到法院是一个主持正义的地方，感受到法官不是漠视一切、依法下判的教条主义者，而是真诚帮助双方找到最好解决方案的人。
七
都说，法官是打开纠结的“万能钥匙”。可是有时候，法官的内心也充满着纠结和矛盾。
在西方很多国家的法院门前，有一尊手持天平和长剑的蒙眼女神。而法官，就是传说中彰显司法公正的女神的化身。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法官应超然物外，就如同被蒙住双眼的正义女神一样：对所有站到审判台前的人，无论良莠忠奸，全都视而不见。
然而，法官毕竟不是熟背法条的机器和电脑，也不是对号入座的复印机。他们有感情，面对具体的法律法规，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当事人，面对情与法的冲突，他们就成了备受煎熬的人。
田明芳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诸如拖欠工资、加班工资之类的劳动争议纠纷，因为职工的举证意识非常差，法官往往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我相信你的话，但因为你证据不足，我无法采信。还有一些离婚的案子，女方为了丈夫出轨在法庭上哭得撕心裂肺，然而却提供不出一点有用的证据……这个时候，田明芳的心里就感到非常难受。
“我作为法官也是有眼睛的，我接触那么多的人，在我面前一站，根据他们在庭上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没办法，我不可能光听你嘴巴讲，我要看到证据。”
田明芳能够做到的只能是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法律，让他们懂得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是耐心地鼓励她们，希望她们鼓足勇气，寻找更美好的婚姻生活。
法官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担当救世主的角色。但田明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些努力，她渴望在那些弱势群体的心中，能够多增加一些温暖的阳光。
镇海有个小孩落水的案子。4岁的小孩落到河里，失去孩子的父母上诉，一定要让河道管理人员来赔。这是不现实的。但考虑到一个备受打击的家庭的艰难，田明芳非常同情他们，于是就找到那个村的村书记，作了一番沟通，让村里给予了一部分的经济救助。
“我们在办理具体案子时会同情弱者，这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比较缓慢。”田明芳给我列举了1935年国际上有名的老祖母偷窃面包案，她对于这个经典的案例非常熟悉，甚至连其中的语句都能只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田明芳喜欢看书，特别是法律书和一些经典的案例。我们谈到国内传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彭宇案和北京廖丹案，她觉得那些承办法官的压力非常大。“大家希望法律也可以是充满温情的，但在法官的眼里，法律应该是刚性的，让大家敬畏而不至于以身试法。”
她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这些案例中承办法官的位置上，拷问自己在情与法之间该如何处置。
田明芳认为，一名好的法官，不能仅仅是法律的仆人，而是要崇尚司法为民的理念，思考我们的法理倡导什么，想要设定什么样的行为规则，我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
八
做一名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她一直都在努力践行。
十五年来，田明芳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政法系大学生，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成为劳资纠纷领域的权威人士；十五年来，田明芳从一名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长、副庭长、庭长、审委会委员一路走来，成为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
2003年以来，她撰写的法律文书多次被评为市级优秀；2008年，她入选全省“法院民事审判人才库”，并荣立全省法院系统个人二等功；2010年，她被评为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2011年，她被评为全省诉调衔接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她被评为镇海区劳动模范。
这许多的荣誉，是田明芳在镇海法院民一庭工作期间交出的一份完美答卷。然而对此，她却格外地平静：“我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事，都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
2012年3月，就任刑庭庭长的田明芳，又站在了新的起点。刑事法官肩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槌起槌落，都事关定罪量刑、自由予夺。田明芳感到肩上的压力更加重了。
“只有业务精、能力强，才能让人信服。”田明芳一如既往地拿起书本，一头扎进刑法的知识里。短短的几个月，她就已经完美地承办了20多起刑事案件。
作为一名庭长，除了审理好自己承办的案件之外，田明芳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按照田明芳的话讲，她的办公室就是刑庭的总管处和咨询站。
就在我采访她的短短几小时里，来往的工作人员络绎不绝，咨询案件的，签署文件的，商谈事务的。电话铃也是此起彼伏，其间还有几个等待开庭的群众需要去做解释说明……但田明芳却说，刑庭工作是有周期性的，今天恰恰是最轻松的日子。
我不禁被她这种处乱不惊的淡定深深折服了。
在我告别田明芳走出法院的时候，看到马路边上正有一座高耸的大厦在拔地而起。仰望大厦坚实伟岸的身躯，我想到了那些坚硬的、默默的基石。
大厦的基石是那样的平凡，又是那样的崇高；是那样的普通，又是那样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