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风采】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陈铁军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这是共产党员周文雍被捕后在监狱墙壁上写的一首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周文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陈铁军一起，在广州黄花岗（原名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1904年3月生。1924年秋，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着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并于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党被迫由公开转入秘密斗争。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担任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的周文雍遵照党的指示，开始在广州建立工人秘密武装。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和广州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直接领导下，参加起义政治纲领和口号的起草，同时担任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当武装起义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震撼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了。广州起义给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遭到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与十多倍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怕牺牲，奋勇死战，直到弹尽援绝，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广州。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
起义失败后的广州，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重建党的组织，恢复革命斗争。会议提出，必须派一个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同志回去，并认为周文雍是合适的人选。周文雍长期在广州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在工人群众中有较高威信，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验，有坚定的革命精神，他回广州一定能够重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但同志们担心，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目标很大，回去非常危险。周文雍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广东省委常委。他化装成刚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在党组织掩护下，与陈铁军仍扮成夫妻，重返处在严重白色恐怖中的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和组织。回到广州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有时扮作富商，有时扮作苦力工人，找寻失去联系的党员，重建秘密联络点。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五），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敌公安局长亲自出马严刑审讯周文雍和陈铁军，反动军警对他们施以“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钉指心”等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用高官厚禄诱惑，但他们不为任何诱惑所动。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周文雍接过笔来，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不可灭”的诗作。敌人无计可施，遂将周文雍和陈铁军押赴红花岗刑场。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的婚礼，英勇就义。
《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李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在上海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白，以他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白，化名李霞、李静安等。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6月开始从事党的通讯工作，是红军早期的报务员之一。同年12月，分配到红五军团13军任无线电队政委，后调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参加了长征。到陕甘宁根据地后，调任红四军无线电台台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及时了解和掌握全国抗战形势，加强对敌占区的秘密工作，决定派他到南京、上海等地建立党的秘密电台。李白化名李霞，先到南京，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7年10月赴上海筹建党的秘密电台。1938年春，秘密电台筹建完成。在日本侵略军、汪伪军警特务和流氓控制严密的上海，他冒着极大危险，克服种种困难，担负起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架起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
为了工作需要，1939年春，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扮作假夫妻掩护电台，开展工作。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第二年秋经党组织批准结为夫妻，成为秘密斗争之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了“租界”，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秘密电台的处境更加艰难。1942年9月，日军宪兵队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敌人用老虎凳、拔指甲、电击等野蛮酷刑，逼他说出电台来历和组织系统。他在酷刑前经受了考验，严守了党的秘密，一口咬定自己是“私人商业电台”。在敌人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次年5月，被折磨得满身伤病的李白获保释。
1944年秋，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工作。他化名李静安离开上海，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要求，李白夫妇回到上海，继续战斗在党的情报通讯战线，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讯工作。在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横行的上海，他凭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精湛的业务能力，机智地与敌周旋，将党的地下组织搜集的国民党军的各种情报，通过电波传送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党中央电台通报过程中，被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侦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对李白案下达“坚不吐实，处于极刑”的命令。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20天，李白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牺牲时39岁。
铁骨柔情的纪委书记——王瑛
王瑛身材瘦小，但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她却是傲然挺立。在担任四川省南江县纪委书记的几年里，她直接牵头查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王瑛曾不止一次说过：“我知道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从没得罪过纪委书记这个称号！”
1961年，王瑛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童年的艰苦生活让她对人民群众有着质朴的爱。1982年，王瑛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巴中工作。在这片被红军鲜血浸染的革命热土上，她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坚定了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王瑛上任南江县纪委书记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2003年3月，南江一名在扫黄中被拘留询查的年轻女子，在一派出所留置室内自杀。一个月后，一封举报信转到县纪委，信中举报派出所某民警在办案中玩忽职守、致人死亡，却逍遥法外。
由于有关部门已经对案件作出结论，在纪委内部的案情分析会上，有同志建议应付一下算了，但王瑛坚决不同意。
由于涉案人员多是政法干警，反调查能力强，取证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但王瑛和同事们日夜奋战，曾连续5天5夜没有睡觉，与主要涉案人员反复谈话，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其间，各种阻力接踵而至，指责、谩骂、威胁不绝于耳，但是王瑛始终保持沉着冷静，鼓舞一线办案人员。在上级纪委的支持下，真相终于浮出水面，1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党纪政纪处分。
在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王瑛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她常说：“惩处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教育和挽救干部才是我们的天职。”她提出了纪委工作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的“五个零”工作方法，改善了南江的投资软环境；她提出设立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制度的设想，使村级信访案件占全县案件的比例大幅下降。
王瑛还始终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她曾为住房与耕地被河隔在两岸、每天只能赤脚过河到对岸种田的洋滩村村民，建了一座铁索桥；她曾用自己荣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得到的2万元奖金，资助贫困的农村孩子读书；她还为南江的“背二哥”们建起了宾馆和餐厅，让这些贫困的苦力人不再风餐露宿。
王瑛常常对同样也是干部的丈夫说：“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公共权力，是人民群众让我们保管的。如果用权力谋私利，就是对人民的背叛！”她担任南江县级领导多年，一直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先后多次拒收礼金，甚至拒绝了亲弟弟要她特殊关照的要求。
2006年7月，王瑛晕倒在抗旱救灾第一线，同事们将她送到医院后发现，她已是肺癌晚期，医生诊断她最多只能再活半年。但王瑛坦然面对病痛与不幸，她拒绝了上级组织为她调换工作的好意，而是以加倍的赤诚和热情扑在工作上。在之后的两年零四个月里，除去10多次化疗时间，她都在工作第一线，有194天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和案件查处现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正在重庆接受化疗的王瑛中断治疗，一路颠簸500多公里赶回南江，立刻带领县纪委的干部奔赴救灾一线，确保国家的救灾款物发放到位。
2008年11月，王瑛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在前往医院治疗的途中不幸去世。许多认识她的干部、群众听说后，自发从各地赶来为她送行，悼念人群在巴中市殡仪馆外排成长龙。
王瑛同志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感动神州大地。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王瑛为“优秀共产党员”，全党全社会纷纷开展向王瑛同志学习活动。王瑛“铁骨柔情”的形象深入人心，已成为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楷模。
